黔南州:中医优势病种可纳入医保

黔南州通过聚焦中医优势定"病种",聚焦中医服务定"标准",聚焦中医效果定"诊疗",聚焦中医规范定"监管"等探索"四定"模式,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为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建设健康黔南,黔南州以"四定"模式探索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改革,给医保支付改革蹚出一条路子。     

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防治--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防治危害公共卫生行为的刑法规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已经比较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修改具有堵塞处罚漏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限定处罚范围的积极意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只有新型冠状病毒病原体的携带者故意不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入医院、养老院等虚弱人群聚集场所,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危险或者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才能依照《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否则,充其量只能依照《刑法》第330条的规定,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论《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协商民主思想

《邓小平年谱(1975—1997)》涵盖了邓小平领导全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排除艰难险阻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壮阔历程,为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研究邓小平理论提供了重要载体,是探究其协商民主思想的一个有效路径。该年谱蕴含的协商民主思想,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民政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二、依托统一战线搞好政党协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三、协商民主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贡献。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协商民主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韩国学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视角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国韩国学的成果发布和成果积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审视韩国学的研究成绩,进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理念,尝试探析目前韩国学领域研究中的空白点,并结合中韩两国的韩国史研究现状,阐述韩国学所属的古代对外关系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旨趣、方向等问题。总体上,对中国韩国学及其主要分支韩国史予以理论支持,并对韩国国内的"国史"研究提供镜鉴。     

强化巩固提升 深化“专”的打法

贵州聚焦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深化运用专项治理、专项监察、专项行动的经验做法,为乡村振兴增添了动力。"帮扶干部都到吗?主要开展什么工作?""都到了,主要开展走访,了解群众就业情况、春耕生产情况。"…………连日来,铜仁市碧江区纪委监委成立专项督导组走进全区15个乡镇(街道)96个村(社区).     

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研究

形式主义文论认为形式高于内容,形式才是使文学区别于其他类型题材的根本特性。本文在廓清传统文学"内容/形式观"的基础上,论述了形式主义"形式观"对翻译研究的认识论意义。形式主义者对形式的重视是对"重内容轻形式"传统的反拨与批判,形式主义者对"形式"本体地位的确立颠覆了传统翻译的"形意(神)观",其"重形式轻内容"的主张在翻译实践中符合翻译的"差异性伦理"要求。     

思想政治工作在县（区）级疾控中心业务工作中的重要性探索

疾控中心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直接为社会大众进行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性机构。对于县（区）级疾控中心来说，更是处于与基层人民进行直接接触的第一线。所以我国在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大力推进的今天，县（区）级疾控中心的具体工作质量高低就成为了衡量我国卫生事业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加强疾控中心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在人员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力度就应该成为中心领导者、管理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当前疾控中心工作任务分析入手，谈谈思想政治工作在县（区）级疾控中心工作中的重要性及若干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总体质量的意见措施，以供参考。     

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