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暴力涉医违法犯罪防控研究——以维护公共就医秩序、构建和谐科学的医患关系为角度

多年来,医疗暴力从打砸医院、医闹,向无目的地滥杀医生转变,医闹、伤医、杀医等各种恶性医疗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威胁到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正常医疗秩序,也损害了广大患者的利益,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打击涉医违法犯罪,关乎社会稳定。各种暴力涉医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和蔓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背景和社会因素,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从长远的角度解决医患矛盾,必须要加快推进医改和法治建设。医患本是共同体,只有理顺双方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伤医现象。     

试论医患诊疗关系内涵及其复合性质——对医疗服务合同说的质疑

医患诊疗关系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理论和实务将其定位为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这种认识导致了普遍的社会认识错误,尤其是将医患各方的利益追求置于自身立场而使医患纠纷频繁发生并造成"医闹"乱象。实际上,医患诊疗关系属于复合型的社会服务关系,各方关注的价值是诊疗目标——救死扶伤、解除疾患与异常,这需要在认同医疗目标的个体特异性、医疗科技的有限性和医疗风险客观性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制度提升对医疗社会性、强制性、永久性的认识,设计合理的制度,减少医患纠纷并解决医闹现象。     

医患矛盾的伦理根源及其化解之道

目前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患矛盾却在不断凸显,医患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伦理精神的衰微。医生往往将精力集中在医疗技术手段的使用,忽视病人的情感需求,病人则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加剧,从而产生了医患伦理危机。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在于构建医患“伦理共同体”,提升医生医疗道德的同时,培育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复归于伦理精神,营造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     

权力与道义

权力与道义的关系是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和对道德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人性中最为深刻的要素.权力规则与道义原则的相对独立、权力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客观性是反思这一关系的前提.道义既是权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权力运行的最低要求.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法律责任

现代社会，个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带动了医疗领域中患者自己决定意识的增强，医患关系模式由传统的医生决定的家长模式转向医生患者共同参与的对等模式。患者不再总是被动地接受治疗，他们越来越多的要求参与到医疗过程中，患者知情同意权由此产生。2010年7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侵害知情同意权的责任，这对于司法实践中患者权利的保护、医疗行为的规范以及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病人选择医生之我见

当前许多医疗饥构以病人选择医生为切入点,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医疗机构的各个环节。实践证明,病人选择医生,这是调整医患关系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医疗机构内部各环节、各岗位公平有序的竞争,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水平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从一例医疗纠纷的法律适用谈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疗单位开展医疗活动的基础,而当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又有患者和医生方面的原因,也有新闻媒体和法律方面的原因。发生医疗纠纷后应当通过正确适用法律以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为了减少医患纠纷,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医生和患者的沟通和信任以建设和谐的医患关系。     

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政商关系及其当代启示

英国重商主义时期,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之间互相博弈,政商关系内化为以权力为代表的国家和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权力与资本结盟的形态,表现为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双向逻辑特征。权力与资本的深度结盟推动了英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壮大,最终夺取政权,确立资产阶级统治。这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资本及处理好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传统、演进与展望

为了促进不同学者之间在制度上交流、理解和合作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发了制度分析与发展(IAD)的分析框架,作为组织制度研究的元语言。IAD框架建立在托克维尔、霍布斯和联邦党人等政治思想传统之上,是政治思想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的产物。IAD框架从制度的角度提供一套一般性语言来讨论规则、物品属性和共同体属性对行动舞台结构、个人面对激励和结果的影响。IAD框架将行动舞台作为分析焦点,这一行动舞台主要由行动情景和行动者构成,行动者在行动情景之下进行互动,产生结果,行动者根据他们的评价标准对结果进行评价。IAD框架认为行动情景并不是由单一制度所构造,而是由边界规则、位置规则、选择规则、信息规则、聚合规则、范围规则和报酬规则等组成的规则系统所构造。为了连接不同行动情景,IAD框架提出了多层次分析的思想,即操作层次分析、集体选择层次分析和立宪层次分析等。为了突出生物物理属性的重要性,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加强与自然科学家、生物科学家的对话,埃莉诺在IAD框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分析框架。多学科、多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等构成了IAD框架的鲜明特色,这也是中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学科发展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毒品抑或药物——基于社区美沙酮门诊维持治疗行动的实证研究

在西北地区城乡开办的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复杂的医治博弈情境,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沙酮维持治疗行动在中国部分省区的现实境况。美沙酮具有毒品抑或药物的双重特性,以此所进行的维持治疗行动效果以利弊共存的方式呈现。研究发现:美沙酮维持治疗行动受所开设门诊地情境场域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随之产生的医疗技术的社会文化适应性问题值得注意:在服药人群中存在多次的自我矛盾的病痛叙述和维持治疗情境下派生出医患关系"亚类型"即"美沙酮门诊医患关系"。     

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加以及医患关系的不断恶化影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何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不断增加,甚至出现医闹、殴打医护人员的现象?本文通过一个真实的医疗纠纷案例,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医疗侵权赔偿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医疗卫生法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和鉴定"二元化"存在的不足,提出设置商业自行投保、政府投保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独立医疗过错鉴定和构建一元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等建议。     

能力短缺条件下的双边动员博弈——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及其关系

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的重要旋律。两者都是为了解决能力短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策略,其目的是要动员、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彼此的目标。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框架下把握基于维稳与闹大所形成的关系,从资源及其动员的角度分析政府维稳与公民闹大的动员机制及其行动逻辑,揭示这种博弈关系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负面后果,不仅可以为我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公共治理现象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也有利于把握政府及其官员与公民的行为逻辑。     

非法行医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从法律范畴上讲,非法行医行为可细分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尽管非法行医是非法的,但其行为对象为病人,行为方式为医疗诊治,理应视为医疗行为。无论是惩治非法行医者还是对受害者进行积极救济,有必要对非法行医侵权案件推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资本势力研究及中国实证

本文提出资本势力的概念以重新认识资本对经济社会的作用和影响。资本势力分成外部势力和内部势力两个方面,资本的外部势力主要是指资本对制度变革、权力寻租等非经济生产领域的影响;资本的内部势力是资本作为经济要素对社会生产再循环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构建了资本异化指数(CAI)和资本收入的分配优势(CSID)两个指标和资本势力综合坐标,并对中国资本势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论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

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是指存在于习惯法规则当中的权力、责任要素。从功能上看,习惯权力之于习惯规则的生成、习惯制度的构造、社会纠纷调处以及秩序维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习惯责任即是习惯权力的必要代价规则,其设定在于保证习惯权力的有效、合理运行。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间的关系状态可以"一体两面"概括:一体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亲和程度,即二者在主体、规则、实践层面的同一;两面所指乃是习惯权力与习惯责任的功用不同,即二者在本质、功能以及作用对象上均存有较大差异。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与平衡——以《行政强制法》为视角的探讨

政府与公民是宪政框架下市场经济模式中最主要的博弈主体,因此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关系的变更、边界的调整,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博弈过程。如何保证在冲突的语境中找寻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平衡进而实现正和博弈下的＂共赢＂,已成为行政法制建设的主流价值追求。2011年6月30日颁布的《行政强制法》把平衡行政强制权力与公民权利作为贯穿该法各项制度安排的一条主线,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既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限缩和控制,更关注了对公民权利的伸张和保护,初步实现了理性平衡二者关系的立法价值追求。     

医疗纠纷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研究

在我国,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一原则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就患者而言,体现了一种相对的公平;就医院和医生而言,则要在医疗工作中提高法律意识。但是,该规则实施后,自身引发的一些不足也暴露出来,包括防御性医疗,医患矛盾加剧,诉权滥用等问题。针对上述情况,可以借鉴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豁免等制度,以解决上述问题,保障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更好实施。     

地方保护中的官僚行为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地方保护为代表的府间不良竞争问题愈加严重，影响了我国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局部失衡。具体政治实践中。严格意义上的府间关系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级政府间相应官员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影响府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实施地方保护的官员，在政治层面上最终目的落脚于权力的攀升。而映射府间关系行为的官僚关系规则就演变为官僚间的晋升博弈。实施地方保护的官员，在现实的压力下，加大了他们增加财政预算的倾向，由于外界压力及官僚本身的效用需求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预算最大化的策略。由于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追求预算最大化的地方政府遂形成对企业的偏好，又因为与企业相关的税收未实行彻底的属地征收。形成了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的偏好。进而促发了地方保护。     

医患信任脆弱性:理论框架与反脆弱发展体系

近二十年,医疗纠纷事件频发,恶性伤医事件也屡见报端,直指医患信任系统的脆弱程度。已有医患关系研究与管理制度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管理实践上重视自上而下的医疗服务质控体系及规制建设,忽略自下而上的患者赋能干预及制度设计;二是医患关系管理研究侧重于系统外部因素,未能将医方与患方作为共同体纳入医患关系治理的框架。本文以"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为基础,以医患信任为研究为切口,分析医患信任脆弱性发生的系统内部扰动因素,提出"医疗服务感知-医患信任脆弱性分析框架",以反脆弱性核心思想为依据,反思制度设计,而非关注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提出自下而上的医患信任反脆弱发展框架体系,旨在为医患关系管理的制度设计提供框架与思路,为医患关系研究提出新范式。期望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升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研究

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是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有必要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的法律规则缺失,现有规则（行政系统内部规则和潜规则）充斥着随意性、模糊性和秘密性,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法治视野下,中央地方间权力运行规则应确立平等、权益保障、公开、理性、效率等价值目标。建立中央地方间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应重点建立利益诉求制度、内部审批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以及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