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奠基

香山,一个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不能忽略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这里运筹帷幄,从军事、理论、经济、制度等方面为新中国成立做准备。军事上,指挥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理论上,构建了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基础;经济上,稳定物价使人民币在解放区站稳了脚跟;制度上,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及其他法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1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对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实务研究——以办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额的利益追逐下,部分经营者违背当初经营目的,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在对消费者保护的层面而言,传统的私益救济已不能满足市场法治的发展需要。相比之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自法律授权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引入,反而能够修正经营者与消费者在市场地位上的失衡,更有效的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更广泛的实现对消费者的集体救济。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普通共同诉讼的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

我国普通共同诉讼的实体要件过于单一,限于诉讼标的同一种类;程序要件较为僵硬,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双重同意。这就使普通共同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成立,适用范围比较狭窄,既难以发挥合并审理的诉讼效率功能,也无法承接必要共同诉讼的程序边界。普通共同诉讼的理论重构应当注重权限分配与范围界定。前者须合理协调当事人的程序异议权与法院的程序裁决权,限制合并管辖的适用情形,区分合并管辖与合并审理的不同定位。后者须明确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的进阶性顺位关系,必要共同诉讼应以合一确定的必要性而非诉讼标的共同为判断标准,普通共同诉讼须以诉讼标的同种且基础事实同种、基础事实同一或基础事实存在牵连关系三者作为合并审理的客观标准。     

地方人大让备案审查工作“动起来”

开展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地方人大印发了25期备案审查案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均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公权力依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减损。我国现行法律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已有初步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应遵循合法、比例、救济等基本原则。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同时加强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确保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限制均符合宪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