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学者当下的使命

社会转型作为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变迁,不仅使宪法学者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使身处这个时代的宪法学者肩负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当下,宪法学者在正确认知社会转型和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应当恪守基本学术规范,打造逻辑自足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体系与成熟的宪法学基本范畴,在研究态度上要更具中国问题意识,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创新与批判同在,在研究成果上注重对宪法实现的贡献。     

论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宪法原则在刑事法制领域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它体现在刑事立法层面。刑事法律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凡是违背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定的具体刑事立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宪法原则为刑事立法确立了边界。(2)它体现在刑事司法层面。刑事司法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贯穿主要取决于司法人员对宪法价值的内心崇奉,以及严格适用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普通刑事法律。宪法原则不宜成为刑事裁判的直接依据,刑事判决不能以违宪审查的方式被推翻。     

美国“公私共分罚款之诉”及其评析

"公私共分罚款之诉"是《美国反欺骗政府法》规定的一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该诉讼制度最突出的特点是相关人在胜诉后,可以和政府共分被告人向政府缴纳的罚款,以此鼓励个人揭露与政府有交易关系的公司、企业诈骗联邦政府资金的行为,并以诉讼的方式挽回联邦政府所受到的巨额资金损失。"公私共分罚款之诉"以给原告物质鼓励的形式推动个人在公益执法中发挥有效作用,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公益执法途径。     

在监护争论中孩子独立的法定代理权

<正> 一、法院在监护判决中所面临的问题有人预测,在今后十年美国只有56%的孩子和双亲生活在一起。每年有一百万桩婚姻以离异而告终。尽管90%的离婚父母以一定方式同意监护孩子,但是,法院仍然面临着对那些不能达成这种协议的父母判决监护的必要性。这种情况目前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判决向法院提出了独特的问题。关于监护的争论着重于人,而其他绝大多数判     

完全不需要老板同意

去年下半年,沃尔玛组建工会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了"建会一定要征得老板同意"的惯例。那么,这一成功的经验,能否推广到所有的非公企组建工会的工作中去呢本刊编辑部特邀十位基层工会工作者做客《本期话题》,看看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基本结构——一个基于文献综述的研究

实证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包括了对制宪程序及其影响因素的经济研究和对宪法规则产生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第一,静态经济研究,主要是对影响制宪程序的因素的研究,在制宪的经济背景,个体的利益衡量、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的风俗、习惯、社会规范和诸如利益集团、社会组织、供以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宪政制度等。第二,动态经济研究,主要包括对显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和对隐性宪法变迁的经济研究。后者包括研究宪法权利的经济影响和研究统治结构的经济影响。     

公诉改革两途径

“改革”的含义是改进革新,公诉改革确立了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公诉改革的目的在于改进公诉方式中不合理的因素,有效提高诉讼效率,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目的。公诉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大的方面讲,可能涉及到法律的修改;从小的方面说,可能涉及到法律文书的具体设计。而法律一经公布在一定时期内是不能改变的,因而改革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只能是在法律规定框架内对工作模式及方法进行一种革新。监督模式的变革及法律文书的变革是对公诉改革进行探索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改革,力图更加符合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     

公民诉权的保障研究——宪政的角度

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公民权利最重要的保障手段,应该成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本文从宪政的角度对诉权的宪法权利属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法理分析和理论探讨,并分析了我国诉权保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     

“有事法制”将日本和平宪法送入坟墓

日本国会通过“有事法制” 借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的“东风”,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众参两院先后以绝对多数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讨论长达26年之久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至此,日本以法律形式正式确立“有事法制”,此举标志着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巨大转变。     

我国犯罪概念的宪法学透视

我国刑法采用的是狭义的犯罪概念。其将西方法治发达国家通过违警罪制裁的犯罪行为纳入行政违法行为的范畴,目的在于利用积极、主动、高效的行政程序代替被动、中立、耗时的司法程序,从快、从严惩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但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种“去罪化”立法模式的本质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篡夺,其有悖法律保留、正当程序、合乎比例、司法接近等一系列宪法原则。为了体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从长远看,我国刑法应弃用狭义的犯罪概念而采用广义的犯罪概念;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从短期看,只能在涉及公民重大利益的行政制裁领域采取行政主体司法化的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