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权与实体权利的合一与分流——从罗马法的Actio开始直至近代的路径追问

随着19世纪实体法、程序法正式分道扬镳,实体权利与诉权各自进入了大体独立的轨道。然而,在此之前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详细地展示其合、分进程的历史脉络,尝试描摹出此一基础课题的谱系,可以为学说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男子隐瞒行程致使多人隔离 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刑

2020年4月3日下午,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蓝向东对外发布,当日上午,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视频方式,依法公开幵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常某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     

美国法律和法院对警察讯问精神折磨的规制

如何有效禁止侦查讯问中精神折磨的使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在美国,讯问中警察使用精神折磨的现象也是现实存在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缘于侦查讯问本身的秘密性、封闭性特征,也与警察不当使用讯问技巧有关。美国立法者和联邦最高法院以供述自愿性为基础,以"明知"与"明智"的要求作为程序性保障,试图规制乃至禁绝精神折磨的讯问方式。这样的法律规制方式,对于我国消灭侦查讯问中的非肉体刑讯现象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汽车召回制度缺漏及民事责任完善——以速腾车辆召回案件为例

我国《侵权责任法》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对汽车召回制度虽有基本规定,但在一汽速腾汽车召回案中仍暴露出若干重大缺失。"缺陷"界定过窄,将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排除在缺陷产品之外十分不妥。召回属于义务还是责任定性不清、定位不明,致使实施自行召回的生产者角色模糊。面对自行召回,行政主管机关监督乏力,因缺乏权威缺陷鉴定致使缺陷有无这一关键性问题悬而未决,同时消费者召回请求权缺少法律保障。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一直是诉讼理论和实践中颇具争议的问题。一方面,非法证据的采用对于国家机关查明案件事实,追究惩罚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利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宗旨,非法证据又不应该成为法官判案的依据。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领域的民主进程的发展,各国越来越趋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便有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诞生。本文以非法证据为切入点,借此谈谈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现状及一些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解析

一、我国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背景及本土化进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相继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证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亟待消除。学界认为应当尽快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实践中的证据法——中国证据法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证据制度是本次中国司法文明指数体系的一个重要一级指标,我们选取了四项二级指标进行了评估,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并结合中国证据法治指数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事人证据权利缺乏有效保障,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所增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落实,以及司法证明过程缺乏合理规范。     

域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考察及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被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所采纳,成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种"底限正义"。然而,不同国家在法律传统、司法体制、诉讼理论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其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设置上也形成各自的排除模式。在对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考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可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