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证据法的经济学分析

一、证据能力的经济学思考1、从证据法的研究对象上看证据法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特定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证据与证据运用有关的法律规范;(2)证据和证据运用的有关的司法实践;(3)诉讼证明的方法规律和规则。以上不管是哪个研究对象,其中部蕴含着经济的最佳考虑,节约有限的资源,使其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经济价值,这才是证据运用的真正价值所在。     

翻供的证据法意义

翻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来之无罪、罪轻之陈述推翻了原来有罪、罪重之陈述.翻供现象之普遍化使现有证据制度在证据概念上的伦理尴尬、在证据能力与证据采信上的保守偏信、在证明责任上的有失公正等诸多问题暴露无遗.司法层面上翻供现象的逐步消除,有赖于立法上从自白任意性到自由心证等一系列现代证据规则体系的合理构建.     

论英国与美国的证据法比较

证据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种法律中与证据有关的规定和规则的总和.由于证据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内容和特征必然要受国家法律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影响.比较研究是一种常用而且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在证据法学研究中,比较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既可以满足我们学习和借鉴外国证据立法和司法的证据的需要,也可以满足我们探索证据制度发展之普遍规律的需要.     

证据合法性证明与程序性证据法理论

证据合法性证明规范的确立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却因此陷入了证据合法性证明的困境。在局部完善难以奏效的情况下,我国应彻底革新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首先,在证明责任方面,确立由检察机关的主要证明责任、公安机关的连带证明责任与有关知情人员的协助证明责任等构成的共同责任模式;其次,在证明方式方面,分别确立记录类证据与当庭说明类证据的证明规则;最后,在证明标准方面,确立"程序规范标准"作为证据合法性的证明标准。我们应以证据合法性证明制度的革新为契机,在已有程序性裁判的证据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程序性证据法理论的创设。     

证据法的批判与建构——边沁的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边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在证据法学上著述颇丰,他激烈批评当时的英国证据制度,主张废除证据排除规则,提倡广泛而公开的交叉询问,并提出了证据法成文化的构想。作为证据法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些思想对于英美证据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着一些误区。这对于冷静思考我国的证据立法问题不无启迪。     

证据、证据法、非法证据排除浅说——评《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

证据的概念、证据法的效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是证据立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针对<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作者提出,证据是证明的依据,不仅仅是材料,也不一定是事实;中国的证据立法不能只规范在法院的诉讼行为,而且要规范侦查部门和检察部门的取证行为;非法证据排除,特别是毒树之果,不能简单地规定排除或不排除,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理想状态原理下的证据属性问题研究——证据法基本语词辨析暨证据分类新解

证据属性争议的产生原因一是证据观不同或对特定证据观缺乏合理运用,二是对与证据紧密相关的概念缺乏必要区分.通过借鉴理想状态的基本原理,以证据和证明材料的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区分了证据、证明材料、定案的根据、定案证据等概念,提出“自在证据”、“不适格的证据”、“被忽视的证据”、“理想证据”等新概念,并运用图表将这些概念的相互关系予以表达,为证据属性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可行路径.     

我国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从证据法理论基础角度谈我国的证据立法

近年来,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立法体例、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等方面体现了不足之处。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离不开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深入研究。我国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应该包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正义价值论,从而来指导、完善当前的证据立法。     

论证据法的范畴与我国的证据立法

顾名思义,证据法是规范人类司法证明活动的专门法律。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证据法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只是随着近些年来司法改革的深入而浮出水面并走向彰显。人们普遍认识到,证据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法律部门。由于证据法发展的黄金期相对短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证据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实践互动与制度协调

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三种证据法上的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对其中一种制度的操纵,可以影响到另外两种制度的效果.就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来看,法官对证明标准把握的不同,将会影响到当事人对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的承担,并且客观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功能逐渐趋同,都在为法官提供裁判的方法.就证明标准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证明标准设置的高与低,决定着法官证明评价的难与易,反过来,法官又可以通过证明评价来提高或者降低证明标准.就证明责任和证明评价的关系来看,法官通过证明评价活动对证明标准进行操纵,其最终结果将影响到当事人承担的主观的证明责任的轻重,同时将影响到客观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从制度上协调和优化三者关系的基本思路是从两个方面相向展开,一是使制度的设计更加贴近我国的实践,二是使实践的操作更加符合制度的目的.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扣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

中国证据立法遵循了一种以限制证据的证明力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即“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理念。证据法不仅对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强弱确立了一些限制性规 则，而且对认定案件事实确立了一些客观化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据理念的出现，与立法者对证据真实性的优先考虑、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刑事诉讼的纠问化、司法裁判的行政决策化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证据理念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活动，固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却带来了一系列弊端。要推动中国证据立法的健康发展，需要对“新法定证据主义”及其影响下的证据立法进行理论清理，并创造条件消除促成这一证据理念产生的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     

论证明妨碍法律效果之择定——以文书提出妨碍为例

证明妨碍之构成以相对人负有相应之义务为其逻辑基点,提出义务产生于诉讼提起之时,而保存义务则始于诉讼可＂合理预期＂之际。基于救济、惩罚和阻却等三大功能目标,并充分考量证明妨碍行为本身所呈现出的三种不同样态,在择定其法律效果时,可考虑推定文书之内容为真、拟制文书之应证事实为真、罚款或强制交付和提起独立之诉等不同路径的选择适用,从而为最大限度地回复当事人之公平,实现当事人之平等接近事证,提供多重救济路径。     

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改进

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由于原被告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致使在证据的调查和收集,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私人主体很难做到与垄断企业相抗衡。反垄断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是不能适用的。否则,将出现大多数受害者的民事权益难以得到救济的局面。所以,应当改进既有的证据规则,旨在减轻原告相关的法律责任,因为,合理的证据规则对于贯彻适当鼓励私人进行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证据制度改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证据制度与诉讼制度需要相互协调,为此应当建立与我国诉讼模式相适应的证据失权制度、举证协助义务、强制答辩制度和阐明权制度.在构建证据规则体系时,对于基于证据力弱而限制证据使用的规则应持谨慎态度,必须认真考虑从立法角度概括地排除某一种类的证据可能给个案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或不采用这样的规则而将问题交由法官决定或明确列举不予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情况.证据立法应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方式,立法语言的精英化只能造成法律与大众的疏离,社会需要的不仅是一个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规则体系,更要求这一体系能够贴近大众.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法理研判

全国首例非法证据排除案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需注意概念、效力、标准、程序四个重要的技术问题。非法证据是以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切勿将非法证据误判作瑕疵证据。就效力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射程”应当及于侦查前程序。就判断标准来讲．除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之外,疲劳...     

具体举证责任视角下举证妨碍理论与制度的重构

举证妨碍理论的产生与现代证明责任理论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而在晚近兴起的“具体举证责任’’理论视野之下,这一概念与制度也将悄然重构。举证妨碍概念在不同的理论背号下的界定或建构是有区别的,在具体举证责任理论下举证妨碍的行为主体、针对对象及行为方式均与传统界定有别。举证妨碍的多元理论基础之间存在逻辑层次关系,相应的救济效果也需体系化重构。举证妨碍作为法解释学上的一个概念不仅也不应囿于实定法上的明确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