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减蛋综合症灭活疫苗的研究──疫苗制造及免疫效力试验

用鸡减蛋综合症（EDS-76）BC127毒株接种9日龄鸭胚尿囊腔制备抗原，加福尔马林灭活后与油佐剂乳化成油佐剂甲醛灭活苗。三批疫苗实验室检验各项指标均合格，用其免疫105～140日龄未开产鸡，15～21天即可产生免疫抗体；用1／4剂量免疫21天后也能产生较强的免疫力。     

我国受托人权力制度之思考

与早期信托法制相比,英美现代信托的功能和信托法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受托人权力也有了很大扩张。我国现行《信托法》受托人权力制度存在重义务轻权力之弊端,它缘于重安全轻效率的价值误区和重负面轻正面的认识误区。其建设方向是走出认识误区,更新价值观念;重视受托人地位,强化受托人权力;借鉴日韩经验,加大移植力度。     

恢复性司法的困境及其超越

恢复性司法是一个最热门却又最不成熟的话题。目前恢复性司法已经成为西方刑事法学界的一大“显学”,在数十个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获得采信,并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建立在刑事实证学派的目的刑思想、犯罪被害人学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和相对报应主义刑罚观基础上的恢复性司法,在自身定位、理念、功能甚至制度设计上都存在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需要重新梳理和整合,从而探索出超越恢复性司法固有缺陷的改革路径,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之法治精神的理性诉求而不断革新和完善。     

非洲国际法初探

目前国际法学界对于是否存在“非洲国际法”尚有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法在本质上是普遍性的,因此,“非洲国际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从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普遍国际法现在还远未形成。综合来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实际上,在当代国际法中,普遍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因此,从当代国际法的现实特征,以及非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说,非洲国际法是客观存在的,且有其自己独特的概念与渊源。     

公证机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之法理探析

为适应维护金融债权的需要,公证机构近年来办理了大量的赋予抵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业务。公证机构的这一做法,已为我国司法机关所认可,也被我国社会生活所接受。但是,有观点指出,抵押合同属于物权合同,而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证机构可以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是指债权合同,因     

宪法对第三人效力探微

传统立宪主义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防御权,宪法对第三人没有效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部门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公民权利,势必引起权利救济体制的重新整合。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理论旨在用宪法解决公权力以外的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激活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巨大作用,改变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仅仅是政治宣言和文件的现状建立起更加合理而全面的权利救济体制。     

公证文书的效力

一、公证文书效力与公证效力的区分 “效力”一词，西方久负盛名的法学家凯尔森在其名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解析道：“我们所说的‘效力’，意思就是指规范（norm）的特殊存在。说一个规范有效力就是说我们假定它的存在．或者就是说，我们假定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凯尔森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公证文书效力的钥匙。然而当我们讨论公证文书的效力时，有可能会发现，公证文书效力与公证效力其实并不是同一概念，如有些论者已经指出“公证效力与公证书效力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概念范畴，是同一事物不同层次之间的规定性的反映。”     

南京政府出版政策的思想渊源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其渊源则是国民党两代领导的思想差异所致。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出版自由,具体表现在其对出版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上。而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又受到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南京政府时期出版政策的渊源。     

试论行政诉讼和解制度

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以“协调”方式处理行政案件的现象大量存在。国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存在,也说明行政诉讼与和解制度并非是绝然排斥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成立有其正当性基础,实践中事实存在的“和解”应予承认并进行规范。行政诉讼和解的主体必须包含原、被告,和解须在判决确定前进行,并须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和解当事人就和解事项应具有处分权,和解协议应不违法。有效成立的诉讼和解具有确定力、形成力和执行力。     

信赖原则的渊源、发展及其适用

1935年10月18日下午6时许，被告人驾驶汽车沿市内电车轨道路基行驶，电车轨道宽5．9米，电车轨道高于汽车车道，被告人驾驶的汽车行至桥前1．5米处时，前方有两成年人从电车轨道上跳到汽车轨道上，并与汽车相撞，造成一死一伤的后果。柏林地区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天气晴朗、视野良好的时候，如能充分注意，即可发现电车轨道上的两个行人，且可以从两个人的态度等方面推断出他们是想在自己前方穿越汽车道，并可采取呜喇叭等预防措施，因而认定被告人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但联邦最高法院改判被告无罪，其理由是：汽车驾驶员虽然对行人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应有心理准备，然而对于驾驶员的这项要求，也应考虑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和汽车交通的本质、特性及重要性等因素，而在可以允许限度内，才是适当的。因此，汽车驾驶员并没有将所有行人的可能不注意的情况都予以考虑的必要和可能。如果根据当时的全部情况，判断该行人不会如此不注意时，则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其注意义务。在此之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德国汽车激增和汽车高速化的社会形势，不断依据上述判例所体现的信赖原则精神在交通事故的处理中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