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辩护权的弃权与失权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权是被追诉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被追诉人失去律师辩护有三种方式:一是明示弃权,即被追诉人明知且自愿放弃;二是默示弃权,即被追诉人因多次不当行为而默示地放弃;三是失权,即被追诉人因实施了特别严重的不当行为而被剥夺这项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律师辩护权弃权与失权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某些情况下律师辩护权不得放弃,某些情况下会丧失律师辩护权。在美国,失权与弃权的区     

立足维护正当竞争秩序 有效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在知识经济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日益凸现,侵犯商业秘密罪在司法实践中日益呈现高发猖獗之势。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侵犯商业秘密罪作了明确规定,但无论在学界还是实务部门,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解读和司法适用均存在着诸多争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追诉标准问题与解决思路

《刑法修正案六》对原来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修改并确立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这一新罪名之后,在追诉标准上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应当在考察我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追诉标准予以明确。     

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之保障与救济

刑事被追诉人应当享有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即速审权。各国通常通过期间制度、集中审理和简化程序来保障速审权,在速审权受到侵犯时,通过终止诉讼、减刑抑与国家赔偿来救济。我国应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的刑事被追诉人速审权保障与救济体系:明确刑事被追诉人之速审权,改革诉讼期间制度,确立集中审理原则,完善简易程序,建立速审权之救济制度。     

即成犯、状态犯、继续犯的理论界分和评价

区分即成犯、状态犯与继续犯,对于共犯认定、追诉期限的起算、正当防卫的认定、新法的适用、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处理以及罪数的认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继续犯的显著特点在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能被持续性地肯定。伤害罪属于状态犯,但在被害人伤情恶化时有救助的义务,他人教唆不救助的,构成不作为犯罪的教唆犯;重婚罪属状态犯;拐卖妇女、儿童罪是即成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状态犯,拐骗儿童罪是继续犯;挪用公款罪是继续犯;窝藏犯罪基本上属于继续犯,但中途知情后维持现状的,由于行为人没有作为的义务,不构成犯罪;持有型犯罪是继续犯,中途知情而继续持有的,构成犯罪,同住的人发现对方持有违禁品不予阻止的,不构成共犯。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立法完善

本文针对当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议立法予以完善：一是进一步明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主体范围;二是明确＂团队计酬型传销＂的刑事违法性;三是明确立案追诉标准中关于传销人数及层级规定的含义。     

反腐转型之路如何走

<正>"除了空调呲呲声,会场一片死寂。书记市长部长们喉头发干盯着门口冲进来的这帮人,浅蓝衣、黑裤、黑鞋,手执卷宗目光阴沉。官员们同样内心独白:完了,女人误事啊。恐惧中等待,有人甚至决绝看窗户……直听到:XX,跟我们走一趟!整个会场呃地松一口气。幸存者彼此交换一下凄楚眼神。那一秒,恍若隔世。"这是一则流行于网络微信的"桥段",描述的是纪委抓人现场官员们的脆弱神经和绝望感。艺术形式的表达不见得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从中反射出     

嫌犯潜伏交警队20年 不能止于追诉杀人罪名

1993年，安徽蒙城县一对夫妇驾驶三轮车致1人死亡，丈夫被认为是肇事嫌疑人，拼命躲避追捕，被安徽凤台县交警金凯连开4枪打伤致死。1994年金凯被批捕，并被蒙城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但此后20年其一直“潜伏”在凤台交警队，更名换证，在职不在岗，正常领工资。2013年6月23日，金凯被抓获，7月15日被移送检方起诉。（人民网11月29日）     

要让贪腐官员缺乏“安全感”

反腐败需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而其中的关节点是要让贪腐官员缺乏逃脱制裁的“安全感”。最高“两院”曾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再次明确行贿罪追诉标准，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1万元以上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多次行贿的，按照累计金额予以处罚。这被诸多媒体解读为遏制官员受贿腐败的重要“利器”。     

枉法仲裁罪追诉方式之变更及其提倡——兼论仲裁责任的流转与刑事责任的确立

仲裁责任制度经历了不断延伸与变更的历史过程，即仲裁契约责任——法律责任——豁免责任——有限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流转形态。从仲裁责任的演进和不断修正中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仲裁行为以契约性基础特质作为其存在基础；其二，仲裁行为倡导“公正优先，兼顾效益”的价值选择，为刑事责任的确立预留了空间。因此，结合以上理论基点透视刑法修正案中的枉法仲裁罪，既要承认其刑事责任确立的客观性，又要探究契合仲裁行为自身契约性的运行机制。然而。由于枉法仲裁罪的追诉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难以克服的诸多弊端，设立非纯正的亲告罪应是反思之后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