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郭镇六件实事办到农民心坎上

在过去的一年中，高青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权，督促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从健全制度入手，全面推行村务公开、村民自治，实现了村务决策从集中到民主，村务工作从人治到法治，监督制约从事后到事前，村务财务管理从暗箱操作到公开办理的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先后被命名为全省和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     

毛泽东组织的一次读书活动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读书学习，曾经对此作过多次重要指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到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主持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及林克等参加的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是最重要的一次读书活动。一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之前，我国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显著成果。１９５８年５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     

村务管理体制与村级债务的根治

在全面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过程中 ,村级过度负债的问题日渐暴露出来。村级债务面广量大 ,居高不下 ,有着深层次的体制原因。进一步改革、完善村务管理体制是化解村级巨额债务的根本之道。改革和完善村务管理体制 ,必须将村民自治的制度性变革进行到底。     

四川：绵阳市人大常委会向媒体公开建议重点办理情况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颁布实施《宁夏回族自治区村务公开办法》。这是全国首部规范村民自治的政府规章。办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国家对农民的各种补贴，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和审批收费，村办公益事业筹资方案和资金使用，国家征收土地的各种补偿费标准数额和分配，救灾救济款物、扶贫款物、社会捐赠款物的数额和发放，最低生活保障及特困户生活救助、农村医疗救助等15种隋况。办法还规定，十分之一以上村民或者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务公开监督小组认为其他村务事项应当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有权提出议案。村党组织负责受理议案并召集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具体建议后，提交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民主理财小组参与制定本村集体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检查、审核财务账目以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否决不合理开支，举报非法挤占、     

新农村建设“主题词”

新农村建设“20字目标”：生产发展——新农村的物质基础；生活宽裕——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乡风文明——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村容整洁——改善农民生活环境；管理民主——健全村民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它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必须全力以赴.历届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82年以来,中央共颁布了关于"三农"问题的8个一号文件.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为此,特编发此组文章,从法治角度探讨新农村建设问题,内容涉及农民的政治权利、村民自治、村委会职能、义务教育和农地承包经营权,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理顺两委关系减轻农民负担

一、防止个别选民心态不正。由于选民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选民思想积极，但也有与己无关、发泄不满情绪的干扰。二、防止宗派势力影响选举。有些宗派势力为了维护小集团利益，提前谋划班子人选，采取吃请、送物、收买选票的不正当手段进行拉票，甚至用非法承诺、恐吓等手段强令选民选举指定人员，严重破坏了基层民主。三、防止选举工作产生矛盾冲突。在一些选举竞争比较激烈的农村，     

岑溪：十万农民成了工薪阶层

“便民值班日就是好!”这是乐业县甘田镇夏福村村民眼下谈论最多的热门话题。为方便村民办事，让村干部更贴近村民，夏福村每逢圩日都实行村干部便民办事值班日。     

近期政策法规浏览

2004年11月，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要求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严禁为城镇居民在农村购买和违法建造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区、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一律不批准。     

废弃抑或存留：村民组长制的困境与前瞻

税费改革及农业税取消之后,在财政短缺的压力之下,部分乡村为减少村级支出,出台了撤销村民组长的制度安排。但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实施撤销村民组长这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尚未具备。若勉力为之,则会导致制度变迁成本过高、管理难度加大和组内凝聚力下降等问题。当前中国的村治改革应该以“合村庄、裁村干、留组长”为总体方向,加强组长队伍建设、构建适当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大对乡村财政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