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奸罪最新司法解释的一点看法

2003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批复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无论是针对适应当前卖淫犯罪趋向低龄化的特点,还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避免客观归罪、维护刑法“…     

保护企业名称地方立法亟待突破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名称作为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越来越受到中外企业的重视。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及其对策——由“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引发的思考

海外并购的额外法律风险是投资者在海外并购活动中所面临的人为的、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因素而援用或制定特别法律进行监管所产生的特殊风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给投资者的海外并购带来一定的额外法律风险。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日益增加,却缺少对海外并购额外法律风险的防范和救济机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投资保证、体制和外交上的支持与救济对策,为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铺平道路。     

地方政策法规浏览

农产品质量安全有法律保护，护照管理工作迈进法制化轨道，我国批准与发达国家的首个引渡条约，     

刑法特别规定的正确适用与完善

我国刑法中的特别规定数量可观,但书的特别规定、法条竞合中的特别规定、法律拟制中的特别规定、注意性条款中的特别规定是其存在的四种类型。在现有的立法之下,正确适用特别规定需结合相关条款以及刑法的相关原理,综合考察衡量。避免含糊不清的、不明确的特别规定、摒弃无意义的注意性规定,是刑法明确性原则在此问题上的要求。     

论个体权利的政府侵犯

个人权利是人类权利的惟一实存形式,一旦权利成了社会的权利,社会也就构成了权利的实在形式,这时人的个体权利也就沦为一种虚假的形式而不可避免地遭受侵犯。侵犯人类个体权利的行为一是来自个人,一是来自政府,前者容易识别和惩罚,后者则因借“集体权利”“社会权利”和“国家权利”之名行侵犯个体权利之实,而极具欺骗性和隐蔽性,置受害者于被动和无奈之地。     

环境法律关系新论——法理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外的和中国的、传统的和主流的法律关系理论的追根求源和分析,提出了“要区别法定关系与法律关系、现实关系与想象关系、原始关系与侵权关系”的观点,主张法律关系向法定关系靠拢、想象关系与现实关系脱钩、侵权关系与原始关系分开。提出了狭义的法律关系和广义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主张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指由法律行为(包括行为状态等各种行为)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既包括主体之间的人与人之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这种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一种广义的法律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定关系。     

论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权利及其保障

看守所在押人员享有的权利是法律赋予的。其特点是 :不完整性、特定性、期限性。在押人员的法定权利主要有 :人身权利、会见与通信权利、控告权、检举权、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立功受奖权、刑事诉讼权利等。保障在押人员权利的必要性 :有利于保障看守所的安全 ;有利于对在押人员的教育和改造 ;有利于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 ;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 ,进行文明管理的需要等。保障在押人员权利的措施 :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 ,提高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利的认识 ;加强领导 ,把保障人权摆上公安机关和监管部门的议事日程 ;加大力度 ,做好人权的宣传教育工作 ;有关部门各自做好保障人权的工作 ,同时搞好协作、配合 ,落实好保障人权的措施。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之我见

法律文化中表层的、制度化的东西比较容易效仿,但制度的输出和引进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法律意识.而这一切又与一国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在进行制度性法律文化的变革时,必须同时关注观念性法律文化的进步和提升,逐步从人的认知系统进入情感系统,再到价值系统,使人们从内心产生对制度的认同并自觉地适应新制度规范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行政受益权研究

行政法上的受益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通过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而获得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权利。它是积极国家、给付行政模式下行政相对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受益权与传统生存权之间是交叉关系。受益权的外延极其宽泛,而这主要取决于受益权是一种融合的权利。以受益权作为行政给付的现代权利基础,有利于扩大受益对象和授受范围,拓宽国家与政府义务范围,拓展积极国家理念,并有利于给付行政模式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