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演进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生成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主要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从社会主义概念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转变,即从摹仿模式转变为创新模式。第二次则进一步转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推进。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走近北京冬奥会:新基建和法律智囊团

2022年北京将迎来冬奥会。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以下简称首钢园)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冬奥组委)办公所在地,它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加持下,实现了工业遗产和冬奥会赛场的有效转化和完美结合。与此同时,贯穿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举办和赛后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计划为全球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这份中国答卷中,小而精的北京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运用“真功夫”为冬奥会保驾护航;在赛事转播、网络安全、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关防控政策带来的赛事变化等方面为冬奥会提供精准而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1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对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什么是无效法律行为转换?

无效法律行为转换作为无效民事行为的救济机制之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意思自治,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在当前我国现行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无效法律行为转换,切实保护无过错当事人利益,有利于彰显诚实信用原则。     

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的新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来应对。"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需要新思路、新设计。一、概念梳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新时代养老服务工作需要从基本概念入手,进行重新梳理。     

短视频传播中的版权保护与行业治理

短视频在新媒体时代以其即时性、生动性、视听性特点,在网络空间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拥有广阔市场空间。与此同时,短视频发展中的版权保护和行业治理问题日渐凸显,面临侵权方式更趋复杂、法律保护依据不足、行业监管相对滞后等难题。对此,可通过完善"通知—删除"相关规定、提升短视频"法律援助"、加大侵权赔偿力度等措施,为短视频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论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对法官履职是否构成违法审判提供专业意见,是完善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制度创新。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定位与职能,学界的建议与实际的制度建构并不完全一致。各地在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过程中,因对其法律地位的理解不深、不透甚至存在偏差,导致其处于“无功能”的状态。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在有域外先例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吸收其有益经验,再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建构,是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当前,应根据修订后的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在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在设立主体、委员构成、设立模式上下功夫,并做好与其他职能部门的衔接工作,确保法官惩戒委员会依法建构并保证制度得以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