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研究

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和扩张进行全面检视，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存在的实践困境：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要求过高、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缺乏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未得到支持等，针对性提出明确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降低社会组织行使环境公益诉权的门槛、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设计公民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等相应的立法完善对策，以积极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设功能和社会效益。     

“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以“AI换脸”为代表的“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具有极易发生电信诈骗、滋生网络谣言、证据不易保存等特点，冲击人伦道德、冲破法律底线、干扰正常监管，社会危害严重，法益侵害极大，给案件侦破带来诸多困扰。公安机关需结合个案特点，提高侦查工作的技术应用，加大打击力度，强化法律规制，完善对平台运营商的管理，实现对“深度伪造型”新型犯罪的综合治理。     

着力提升吸引外资水平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外资是江苏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引擎,在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新挑战,应主动抓住战略机遇期,加速制度型开放体系建设,着力优化区域内部协作机制和营商环境,提升吸引利用外资水平。打造智慧招商平台,降低外资进入信息成本。拓展区域招商渠道是做好招商引资的有效途径。除已有各类投资促进活动和展会平台,还应利用大数据、数据云、区块链等技术,推进商务信息资源充分整合和深度开发,建立匹配数据开放时代特色的智慧招商平台。     

人工智能犯罪的主体属性及罪刑改革

人工智能犯罪并非"人工智能"本身的犯罪,而是指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制造、利用过程中"人"的犯罪。要正视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中的现实问题,立足刑法的保守性,严格遵守人工智能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完善人工智能犯罪的罪名体系,强化单位的刑事责任,完善刑事责任形式,重视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转换。     

历史上黄河流域的人地关系演变

黄河流域是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河道淤积、决溢、旱涝灾害频繁,甚至影响古代王朝的国运,已成为全球人地关系中独特的经典案例。从河道变迁与治理、农业发展与人口变迁、城镇空间结构三个方面分析黄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能够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部署提供珍贵的经验借鉴。     

区块链法治化监管需要大智慧

区块链"气态化"趋势挑战了政府的监管能力,这种颠覆式创新冲击了既有规则和市场秩序,加剧了国际竞争与挑战。对此,应摒弃政策高度波动与运动式执法,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有助于监管者在创新监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科学立法在区块链监管与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重顶层设计与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法治精神,使监管与风险处置法治化。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关键问题探析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结果及磋商协议的性质是磋商与司法衔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应解读为民事性质。由此产生对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后续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问题,此为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一重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也有相较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优先性,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司法衔接的第二重关系。在这两重关系的框架内,具体衔接过程中如何操作则属需研究的细节问题。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

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实质是犯罪损害追诉方式的公私合一,该制度设计混淆了公益和私益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导致两种权益保护相互冲突进而对刑事司法结果公正造成负面影响。公私分离是刑事被害人去当事人化的当然制度选择,其立法对策主要包括在刑事立法中确立被害人为特殊诉讼参与人、废除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就定罪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废止被害人刑事自诉权和切断其引起刑事二审、再审的程序路径。同时需要完善相关配套举措,如允许被害人对其物质和精神损害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