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的道义和权力“游戏”

本文从道义和权力转换的角度来分析医闹的成因、过程、实践和结果。"闹"作为一种寻求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中国社会频频上演。闹的实践遵循着一系列共享的社会文化规则。本文分析医闹中的潜规则,尤其是规则中道义和情感的因素。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医疗实践和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权威控制病人并从病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医疗的商业化和医生的逐利行为破坏了医疗领域的道义经济,给了人们反抗的理由。闹成为病人反抗和维护权益的方式。相对弱势的病家利用自己受害者的位置和公众的支持积累道义资本,通过闹的方式暂时扭转与强势医生的权力关系。但是闹也被职业医闹绑架成为敲诈医院的工具,有时导致医疗暴力,让医生被打甚至被杀害,闹作为病家维权行为的正义性也受到质疑。这时医生变成了在危险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弱者。作为新的受害者,他们开始获得同情并积累起道义资本,最终让他们可以行动。他们上街抗议,在媒体上发表意见,推动政府打击医闹,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扭转医患间的权力关系。但是医患间的权力关系离不开公共权力的影响,政府对闹的容忍或打击直接影响到医患博弈的结果。本文对当前医疗纠纷分析中过度注重经济利益的视角作出补充,通过分析医患间情感和道义的博弈,指出医患双方行动中的结构性困境,希望对未来纠纷的解决有所参考。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与传播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1938年在苏联出版,它是一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苏共党史教科书。1939年初,《教程》传入中国,当年即在国内出现了4个颇具影响的中译本;建国后《教程》又在国内出现了4种的版本。《教程》作为一部简明扼要的党史教科书和通俗易懂的马列主义百科全书,适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共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毛泽东的高度推崇,广大党员干部对《教程》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教程》也因此在中国得到长期而广泛的传播,并在中国呈现出了一段鲜明的翻译出版传播史。     

“两个普遍”要求乡镇（街道）工会建设新突破

当前,乡镇(街道)工会已成为工会组织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加强乡镇(街道)工会建设,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亟待解决"有人干事"和"有钱办事"等问题,按照工会规范化建设要求,明确乡镇(街道)总工会法律地位,增强基层工会活力,确保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即"两个普遍"工作目标的实现。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任何相关国际法规则”研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条(c)项在澄清条约模糊、填补空白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疑问:哪些规则具有相关性?"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的"这个短语是否对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具有限制性作用?是否是指条约解释之时处于生效状态的国际法的全部?因此,对第31.3条(c)项立法沿革、用语含义以及相关国际司法实践的探究,对于深入了解国际条约解释规则作用的机理具有积极意义。对时际法性质的理解是审视第31.3条(c)项的一个必要前提。条约解释通常难免借助于其后的相关新条约。     

职业禁止制度的实证与教义图景

《刑法修正案(九)》新设职业禁止制度,使得我国的类似保安处分措施日臻成熟。《刑法修正案(八)》中禁止令制度之于职业禁止制度先行一步,职业禁止使得刑罚专业化、针对性的制度价值在禁止令制度的适用上可见一斑。职业禁止制度本质上属于类似保安处分措施,西方日趋完备的保安处分制度吸收了情境预防理论的思想内核,为职业禁止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一管之见。必须结合《刑法》文本对职业禁止制度铢分毫析。具体而言,适用职业禁止规定的刑罚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以外的主刑;在专门机构已经决定宣告职业禁止的情况下,法院仍有必要另行宣告。     

“X也是”与“(X)真是”的语义表达与用法解析

“(X)真是”与“X也是”都用来表示埋怨,其用法差异表现在:组成成分上,二者在主语“X”是否省略,“X”与“真/也是”之间是否可以添加语气副词,之后除“的”外是否可以添加其他语气词的限制存在差异.语义表达上,二者表达的埋怨类型不同,语义自足性也存在差异；同等情况下,“(X)真是”所表达的埋怨程度高于“X也是”.造成二者用法差异的原因是“真是”与“也是”语法性质的不同.     

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检讨与完善——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涉恐条款

恐怖活动犯罪是附着在社会机体上的一大"毒瘤",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的恐怖活动犯罪呈高发态势,并对反恐立法形成了"倒逼式"拷问。我国的反恐刑事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相对系统、从注重实体法到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了应急性强而机制性弱、碎片化突出而系统性不足、从严从重明显而区别对待欠缺的特征。检讨反恐刑事立法还可发现,结构体例不系统、概念界定不清晰、规制范围不严密、罪刑设置有遗漏等问题比较突出。作为对检讨的回应,在未来的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调整刑法结构体例、完善罪刑设置,并通过专节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规定;同时,在"涉恐"财产处置和恐怖组织、人员认定方面,应当注重反恐刑事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衔接,综合运用行政性查控与司法性查控、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等手段。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企业碳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各国的立法应对

碳信息披露是企业实现自身碳管理的关键,也是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依据,更是碳交易市场有效运行、碳税和反倾销措施实施的重要支撑.目前,国际社会关于碳信息披露的各种规则很不健全,存在诸如碳盘查标准的多元化、披露模式的多样化以及披露框架的差异化等问题,导致企业碳信息披露范围的不一致,直接影响了碳信息披露报告的质量.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开始在国际法框架内制定相关国内立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国在碳信息披露相关立法中,应当综合考量国内外情况,明确碳信息的披露范围,统一规范碳信息的披露标准、健全多种监督机制,积极应对碳信息披露国际趋同化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