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受益人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保险法上之受益权,是指基于保险契约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受益人制度是保险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目前的保险法所确定的受益人制度仅适用于人身保险合同,而不适用于财产保险,即否认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存在,这样的规定必然带来困惑。同时,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受益人制度的规定也存在诸多不够清晰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以至长期以来,在学界、保险实务及司法实践中就上述问题引发诸多争议,实有理论澄清和立法完善之必要。     

“国家秘密”理念与“合法伤害权”消解

国家秘密界定的模糊性易导致公众知政权的“合法伤害”，调整“国家秘密”理念有助于“合法伤害权”的消解。理性设立国家保密事项的合理界限应该确立两项基本原则：以信息的公开是否存在“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或损害”作为秘密事项判断的标准，且危险或损害的“明显”而“即刻”性预测是合理的；基于前一原则强调公民权利的满足而非政府权力的到位，对于不明显符合上述原则的那些信息，应以公开而非保密为优先考虑。     

《物权法》对依法行政的影响及推进

《物权法》不仅是保护人民群众财产权利的民事法律，也是规范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的一部重要法律。建设法治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必须从保障权利、维护秩序、促进竞争的角度增强物权意识，提高保护物权的能力。《物权法》的实施对政府行政行为产生诸多影响，基于这些影响，本文认为，《物权法》的颁布与施行，既是实现“以人为本”重要思想的需要，也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法律依据。     

前苏联违宪审查的制度基础及其实践运行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是前苏联时期施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于奉行"代表机关至上"的权力构建理念,使得前苏联只能把违宪审查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审查制的运行状况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力旁落、宪法权威被漠视。     

权利的防御权能与行政机关的消极义务

权利的防御权能,是指权利主体应享有的一种要求他人承担不得侵害其权利的不作为义务的能力。在一个真正实行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应该主要是针对国家机关的。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能充分化的角度出发,可对国家行政机关应承担的相应消极义务进行系统的条理化分析。     

我国文物修复成果的独创性分析与保护模式研究

文物修复引发的著作权纠纷实质是修复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其核心问题在于判断修复成果是否具备独创性。借助独创性层次理论可以科学建构作品的概念,却得出文物修复成果不可认定为作品的结论,引发狭义著作权难以保护文物修复成果与修复方智力劳动之困境。尝试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版权的立法制度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分析引入制版权的正当性,从词义、制版权建构的法律关系等角度考察,可将其纳入邻接权保护体系。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论物权行为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位置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德意志法系最具特色的制度特征之一,由于物权和债权的不同特性,由此也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规则。其中,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即为著例。物权行为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民法学的复苏,在民法的制定过程中,学者们对物权行为的态度也各执一词。《物权法》的颁布似乎对物权行为制度的引进与否作出了回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仍需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行政调查活动的法律程序分析——以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为样本

在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行政调查被作为两种概念在使用,一是指行政调查方式,一是指行政调查活动。行政调查应当是指以查明事实为目的的全部调查活动过程,其本身不具有行政行为的独立法律意义,而行政调查方式是实现调查活动的手段或措施,须以法律规范明确授权为限,且可能独立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区分依职权与依申请两种不同程序模式下行政调查的程序规制,并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与被调查人的法律地位予以区别。     

权利保护机制与程序的最佳选择

当人们通过一定程序去追求公正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最终客观上能否满足人们的主观愿望处于一种难以把握和预测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其次，才去追求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序本身的公正。所以，通过公正的程序达到公正的结果，才是权利保护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