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普京情报改革评述

自2000年以来,普京对俄罗斯情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普京既重视加强情报力量的领导和整合,重铸国家情报体系;又重视调整情报工作重点,理顺情报工作优先顺序。既重塑情报机构形象,提高情报人员地位;又重视拓展情报合作领域,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普京情报改革独具特色,目标明确、灵活务实又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并具有较强的政治化倾向。     

从体制转换到体制协调:TRIPS的矫正之路——以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TRIPS作为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秩序主张,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利益关切,从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面社会后果。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改变TRIPS的努力:首先推动在人权、公共健康、生物多样性等国际体制中制订与TRIPS相左的知识产权规范,然后试图在WTO体制内通过对TRIPS的解释和修订消除TRIPS与其它国际体制知识产权规范之间的冲突。这是一条从体制转换到体制协调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变革之路,关乎WTO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而势必遭到TRIPS既有秩序的受益者———发达国家的抵制,使其充满着艰难、曲折。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因应准备。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轮岗机制构建

轮岗机制包括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轮岗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轮岗。当前,我国政府机关进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轮岗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轮岗机制的主要内容有轮岗原则设定、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运行实践等。只有建立健全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轮岗机制,才能增强机关工作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助推问题解决和效率提高的改革,培养复合型人才,激发队伍活力以及促进廉政建设。     

韩国农村行政管理及制度建设的启示

本文结合作者的出访考察，从多个层面介绍并分析了韩国农村行政管理与制度建设，包括行政管理体系、郡政府的主要职能、管理权的制衡和约束机制，由此展示了韩国农村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建设的丰富成果，这是韩国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中有些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大学录取制度改革分析

韩国大学录取经过从大学单独考试到统考与校考相结合、大修能力考试与高中成绩相结合、考试分数等级与中学手册相结合等一系列改革，形成了多元录取、多样方法、多层管理的大学录取管理体制。韩国逐步建立起来的日臻科学、完善、健全的大学录取制度，使各大学充分享有录取新生的自主权，为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可提供很多有益启示。     

中国戒毒体制的演变历程和模式比较

中国禁吸戒毒工作历史可圈可点,自清朝雍正时期颁布世界上第一个禁烟诏令开始,中国的禁毒立法和禁吸戒毒工作历经了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和改革开放至今几个演变发展时期,戒毒模式也在不断完善。本文对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戒毒工作进行了梳理,更加凸显出中国现行戒毒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提出进一步探寻完善《禁毒法》中戒毒体制的方法和思路。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     

从韩国传统公私观看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欧洲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背后是民族主义的竞争逻辑,因此它亦拥有巨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近代时期,东亚三国之要务在于建成现代民族国家以抵御外侮,但唯有日本获得成功,中韩两国均遭遇重大挫折。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韩两国与日本传统公私观的不同。在思想与政治上受到中国巨大影响的朝鲜王朝,其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儒家"天下为公"思想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逻辑面前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但这种看似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普遍主义思想,或许却能够为解决今天东亚地区的各种悬案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指导精神。     

Is a Federal European Constitution for an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Necessary? Some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using Public Choice Analysis

In order to guarantee a further successful functioning of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a Federal European Constitution is proposed. Six basic elements of a future European federal constitution are develope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European government and the European legislation should consist of a two chamber system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over all federal items. Three further key elements are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 federalism and the secession right, which are best suited to limiting the domain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authority to which certain tasks are given, such as defense, foreig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Another important feature is direct democracy,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European voter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to break political and interest group cartels, and to prevent an unwanted shifting of responsibilities from EU member states to the European feder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