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宪政思想

邓小平的宪政思想对于现阶段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宪法至上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前提。发展民主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实行法治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核心原则。保障人权是邓小平宪政思想的目的。掌握并运用邓小平宪政思想的基本理论,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的宪政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民富才能国强——论法治社会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障

法治社会中私有财产权并不是物权 ,而是与物权有关的人权 ,是一种特殊的、基本的人权。如何认识私有财产权在我国目前法律保护的状况 ,对我国宪法修改以及私有财产权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社会契约理论的历史回溯、思想评价及宪政意蕴

在世界政治法律思想史中,社会契约理论源远流长。自伊壁鸠鲁开始,从格劳修斯到霍布斯,从洛克到卢梭,再到康德,他们以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法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制衡、宪法至上等理论。这些理论提倡主权在民,在公法领域还探寻了宪政问题,进而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立宪政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对这些理论的深度发掘及有鉴别地吸收运用必将有助于促进我国的宪政建设。     

一个“强化民主”的司法审查理论——对《民主与不信任》的再解读

在《民主与不信任》一书中,伊利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非但不与民主相冲突,而且还促进和强化民主的一个司法审查理论,来回应司法审查不民主的质疑。伊利主张:在政府失灵,即代议程序不值得信任之时,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应当积极介入;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以及纠正对少数人的某些歧视,是法院的应有职能;多数人决定与少数人保护,是民主原理的内在组成部分。伊利借助于代表理论,"尊重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这两项要求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对掌权者不信任的逻辑,贯穿于伊利的司法审查理论。伊利通过程序论,建构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司法审查理论,不过,却不能使宪法裁判免于价值判断。     

安全抑或自由: 危机中的美国宪法简

危机时刻是验证法治国家体制适应性的真正时机，由于美国宪法没有紧急状态条款，在南北内战、一战二战、反恐战争等紧急时期美国总统往往行使“超宪法权限”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保证危机中的宪法依然有效，处理好国会立法与总统紧急权力之间的重大分歧，作为制衡者的法院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加审慎的解释，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政治立场变换和共和紧急法制观的转型，揭示了非常态下美国宪法解释的核心问题：要自由的宪法还是安全的宪法？这也正是当下危机频发背景下每个奉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翦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策略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公民宪法意识培养,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宪法机制,制约行政权力;用宪法理顺党政关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进一步健全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树立宪法权威。     

英国行政裁判所制度经验：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修改的思考

英国行政裁判所通过调整以适用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彰显行政裁判所的制度优势,特别是2007年《裁判所、法院和执行法》颁布后,英国行政裁判所在性质、组织、管辖、程序以及监督机关等方面具有更加突出的特点。英国行政裁判所经验对完善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具有借鉴意义,行政复议法律制度修改需要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需求,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优势,保障行政复议组织独立性和裁决公正性。     

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评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增设的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填补了我国现代亲属拒证权制度的空白，丰富了《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的内容，显现出容隐制度呈现出回归的端倪，彰显了我国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相融合的趋势。相较于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和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拒证权制度，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只能被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无论是权利主体范围，还是权利内容，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都有进一步完善发展的空间；并且该规定在实施中可能遭遇被误读、阻碍案件证明、流于形式以及侵犯被告人对质权的风险。对这些风险和问题应当予以充分认识、合理应对，以使司法实践准确落实这一规定，并为确立完整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