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特色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刑事证据法法制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四点鲜明特色:单独立法,世界独创;言简意赅,遣词精当;明定倒置,举证转移;概念周全,分类排除。《两个规定》是在立法机关刑法室不重视刑诉法、证据法修改和完善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我的地盘我作主",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两高三部"制定的具有广泛适用效力的法律文件。《两个规定》的出台,是对立法机关负责人轻视、怠慢态度和行为的警示和抗议。     

用人单位以“严重违纪＂解除劳动关系的适用问题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原因，往往是“严重违纪”。因此，正确适用“严重违纪”，对用人单位、劳动者与执法者都具有其重意义。     

关于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评析

某一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必须先判断其是否“违反国家规定”，并且这一国家规定是指明确此种行为可构成犯罪并需要承担相应刑罚后果的禁止性规定。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仅将发放高利贷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发放高利贷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之“违反国家规定”的前提要件。此外，如果将发放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将导致其与高利转贷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间在法定刑设置上不相协调。     

非法行医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从法律范畴上讲,非法行医行为可细分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尽管非法行医是非法的,但其行为对象为病人,行为方式为医疗诊治,理应视为医疗行为。无论是惩治非法行医者还是对受害者进行积极救济,有必要对非法行医侵权案件推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非法经营黄金期货若干问题探讨——对上海松江“4·18”系列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的思考

非法经营黄金期货也被称作"地下炒金",近年来发案率居高不下,司法机关在办理这类案件时也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司法机关可以在没有行政机关行政违法确认函的情况下,根据具体法律和事实,对交易是否是期货性质进行司法认定;也可以在没有书面或电子标准化合约的条件下,通过对整个交易过程的分析,可以得出其是否采用标准化合约的实质性判断。将已经查明的投资人实际投入的保证金数额乘以手数,作为非法经营的犯罪数额,是相对恰当的。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检察思考

新刑诉法中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需要检察机关在工作机制、职能分工、程序设置等方面积极应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本质上属于刑事诉讼程序,需要适用刑事诉讼规则。在实体问题上,应当从法益性质和危害结果两个方面对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进行限定,同时,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确定违法所得的数额。检察机关在工作中首先要确立"少用慎用"和"客观公正"的观念,其次是理顺内部的工作机制,最后,要在启动、审查、申请、出庭四个环节中既要扮演好追诉者的角色,又要扮演好法律监督者的角色。     

适用刑法第89条第一款需慎重——从一则刑事指导案例说开去

我国刑法第89条第一款关于“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这一立法规定,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第3条和第12条的规定予以理解和适用.对于跨刑法修正案的行为如果在刑法修正案施行前不认为是犯罪行为的,不应适用该立法规定.刑事指导案例中周某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前实施的非法获取他人电话通话清单的行为不...     

城管执法领域违法黑数问题与对策——以北京为视角

随着近年城管执法机关职能不断增加,执法任务不断增多,违法行为难以有效发现或者发现违法行为后难以追究违法行为人责任并记录在案即"违法黑数"的问题显得日益突出.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违法黑数"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减少违法黑数,破解执法难题,以切实提高城管执法机关的执法效能,改善城市环境秩序.     

论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建构途径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宪法权威存在于三个层面：法律文本上的权威和公民意识中的权威和社会实践中的权威。我国存在着宪法权威缺失的情况。建构宪法的权威，同样需要从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分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通过对行为人侵犯的权利和违反的义务,对合同标的履行态度,签订和履行合同时的资格以及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比较来界定行为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