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警一体化”的思考——从侦查程序监督机制优化角度考察

目前中国的侦查程序中不存在典型的“控、辩、裁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带有极强的行政职权主义色彩。侦查程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难趋一致,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实行检警一体化,实现两者职能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     

论现场勘查中的组织指挥意识

现场勘查,在刑事执法活动中具有较强的普遍性。现场勘查是在被动接报之后的主动"启动",是以"是否实施侦查、如何组织侦查"等作为其活动的实质目标指向。组织指挥者应当培养良好的现代现场勘查组织指挥意识———正确处理好轻重缓急关系的效率意识;正确协调技术与侦查的分合、兼容关系的全局意识;正确吃透现场看准个性的求真意识;正确对待相同点与差异点的辩证意识;正确处理好重点线索查证与整体侦查部署的统筹意识;正确处理好依靠大众传媒与封锁关键情节的双赢意识。     

毒品案件证据的法律适用--"毒品案件证据研究"课题组四川调研综述

毒品案件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侦查的特点,用事实推定原则来认定持有毒品人"明知".在证据尚不能证明行为人是为运输、贩卖时,才能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随时把证据固定下来用以证实犯罪,对技侦手段获取的证据,通过审批程序,步入法制化;对"特情"卧底取得的证据以变更方式处理.     

浙江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调查——以温州乐清市小学为样本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暴露出来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已越来越严重。为此我们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的留守儿童中,就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状况、学习状况、教育状况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问卷调查,总结出他们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从法律保障、政策主导、教育配套等多个方面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信息引导职务犯罪侦查是一种全新的侦查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现主要通过对信息的收集、管理、研判和共享等措施,使高科技与侦查工作有机融合,从而提升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工作效率。     

论技术侦察及获取证据的法律适用

技术侦察是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犯罪的智能化、隐秘化和组织化而出现。刑侦实践证明 ,运用技术侦察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有效而且必要的手段。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技术侦察加以规定 ,因此对技术侦察手段及获取证据的合法性问题 ,诉讼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 ,技术侦察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效益 ,更有效地发挥技术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立法应明确规定技术侦察是一种法定的侦查手段 ,并对其适用原则、条件和程度作出具体规定。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     

贞讯环境对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影响

侦讯活动的实质是侦讯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进行的复杂的心理与智力较量。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把握主动权，侦讯人员必须充分认识和利用影响犯罪嫌疑人心理的因素。在侦查实践中，案件背景因素、参与讯问活动的侦讯人员、侦讯场所、侦讯气氛、侦讯时间等环境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既能产生积极的作用，致其如实交待，但如果利用不好，又易造成其产生拒供心理。所以，侦讯人员应当准确把握并有效利用这些因素来提高侦讯成功机率     

二难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

二难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确定犯罪嫌疑人，缩小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范围，揭露犯罪嫌疑人谎言等方面，同时也指出了在具体应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论刑事诉讼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

"情况说明"随着司法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从"两个证据规定"开始,刑事诉讼的规范层面开始将其纳入法条,然而在接下来包括2013年《刑事诉讼法》和《高检规则》等规范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一直摇摆在承认与否定之间。在理论的维度里,关于"情况说明"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讨论从未终止。反对者的观点太过注重证据的法定形式,且"一刀切"的做法太过武断。赞同者将"情况说明"进行类型化分析,可以有助于把握每一类"情况说明"的特点,然而"相对否定派"和"相对肯定派"在对待"程序类情况说明"和"证据类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时出现了分歧,其中"相对否定派"未能准确把握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