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指既与修改刑诉法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又是学界历来忽视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的衔接问题;行政机关司法化问题;司法机关行政化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引起大家的重视。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兼论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改造

在现有再审制度下,案外第三人在因生效判决错误而遭受不利时,很难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救济。第三人撤销之诉就是程序法上为保护案外第三人利益而进行的程序安排,我国民事诉讼法立法确认这一制度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从错案预防角度审视沉默权——结合余祥林“杀妻案”分析

沉默权即“不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沉默权制度的确立符合世界刑事程序制度发展的方向,是走向文明的标志。确立沉默权,有利于揭示全面案情,防止错案发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法律真实性和形式合理性——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引发的法社会学思考

关注“程序正义”或“形式正义”是西方现代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 ,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从 2 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提上日程 ,但作为“发现真实”这一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键环节 ,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司法实务上都难以实现满意的论证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事实”为起点 ,探讨法律真实性的内涵和著名法学家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学说 ,在考察法律实际运作状况的基础上 ,从法社会学角度探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立法听证的立论基础探析

立法听证是我国民主立法的新形式。该制度源自于西方,现在几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立法过程的必经程序。立法听证在较短的历史之内获得普世性的适用是因为其乃立立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要素,包括言论自由、身份平等、程序正义等等。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立法听证制度的理解,规范其在实践中的运作形式,纠正一些偏出于其制度本义的现象。     

公共利益正当实现的模式选择及其设想——以行政征收征用为例

公共利益在诸国宪法例中都有表述,我国也类似,但在我国现实的行政征收征用中却时有异化。当前应放弃对其含义和标准制定上过多的争论,选择正当程序模式,以综合控权机制达成公共利益的正当实现。     

论我国行政许可撤销程序--兼论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之完善

信赖利益的保护有赖于法律在实体和程序上作出规定.我国刚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只作出了实体上的规定来保护信赖利益,而忽略了程序上的规定,这是立法上的一大缺憾,更不符合程序正义理论.<行政许可法>中行政许可撤销程序缺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应增补行政许可撤销程序,以期完善我国信赖保护制度体系.     

程序性证明——一个证据法学不可缺失的概念

诉讼证明过程要符合程序正义,蕴涵程序正义理念的司法审查原则与程序性辩护的理论建构及其制度化最终要以程序性问题的证明为依托,现有的证明理论无力回应,证据法学理论也因此面临着困境。程序性证明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一方或双方依法针对各自的程序性请求或程序性争议,在中立的裁判者面前展开的论证或说服活动。程序性证明的主体由控、辩、裁三方构成,各方主体中最为重要的分别是指控方中负责案件侦查的侦查人员、辩护方中的犯罪嫌疑人与裁判方中的侦查法官;程序性证明的对象是程序性请求的理由和程序性争议;程序性证明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程序性证明的展开具有灵活性。程序性证明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提升证据法学应有的理论品格,还有助于捍卫和发展"法律真实说"。     

辩护全覆盖试点推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辩护全覆盖改革在首批试点地区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改革成效,由于试点地区先天的自身优势使得其成功经验不具有可复制性,改革试点向全国推广仍面临着律师资源稀缺、援助经费匮乏的双重瓶颈性困境。为保障改革取得全国性胜利,宜尽快建立刑辩律师数据库、探索律师远程参与庭审机制以及加大援助经费投入、提高援助办案补贴标准。     

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种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