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及其实现路径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产业发展的新型化、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化和产业竞争力的高端化。从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现实状态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工业化的逻辑。坚持工业化逻辑就是要防止过度去工业化,从新兴产业的新动能培育与传统产业的新旧动能转换两条路径入手,以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继续工业化及工业现代化为基本逻辑,在坚持把实体经济做优做强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进而构建我国新时代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工业化逻辑的实现需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渗透作用,以信息化带动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动能;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未来新产业的发展;完善支持体系,创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环境。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全面发展的新际遇新路径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下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之间的不协调作出的正确研判,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联系紧密,"人民"是贯通两者的主题与主线.社会主要矛盾新概括明确了新时代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新阻力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同时也指明了人全面发展的新的突破口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与日俱增的新要求和新诉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向往,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进程中不断开辟人的全面发展新路径.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通过全党上下艰苦努力,贫困群众按时实现脱贫摘帽,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标志性工程。     

“优良家风”入法:当代价值及实践进路

优良家风是一个家庭在长期的实践中所形成的,能够引导家庭成员在文明、健康、和谐、向上、从善的氛围中发展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文化传统、道德风尚的总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是对现代社会现实需求的回应,具有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彰显优良家风的法律保障、夯实家庭治理的德治力量等重要时代价值。树立优良家风的理念不仅要植根于社会民众心中,更要在法律制定、法律实施和法律遵守三个层面予以践行,以优良家风作为其方向指引、考量因素和重要教化手段。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构建与应用——基于目标管理过程的分析框架

问责目标的整体性、问责过程的有序性以及问责标准的统一性是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的根本特性。基于目标管理过程分析框架,以整体性绩效责任目标的实现为中心,构建了包括绩效责任目标确定、目标执行、目标评估、目标反馈和目标改进五个环节的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机制基本框架。通过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应用检验,证实了该基本框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实践中也有助于增强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问责的可操作性。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逻辑——基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驱动的视角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关乎气候安全与人类未来,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活方式等的整体性变革与系统性创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应是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活力社会的共同驱动下,以碳治理、碳交易、碳普惠为有力抓手和实践路径的动态渐进过程。为此,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夯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治理基础;又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企业低碳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还要重视发挥社会公众在碳普惠驱动下自觉践行低碳环保理念的作用,构筑全民低碳行动体系。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