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背景下受贿案中行贿人翻证问题研究

行贿人的证言在受贿案件的证据体系中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旦行贿人翻证，与其证言相关的犯罪事实极有可能因无法做到“供证一致”而难以被认定。基于避免惩处危险、维护人际关系、平衡个体情感等特殊因素的考量，行贿人证言的稳定性相对较弱，其往往围绕案件的构成要件事实和取证程序等进行翻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诉讼制度，但同时也给司法机关应对行贿人的翻证问题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为此，可从具体操作和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研究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以应对案件持续增长、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加剧的压力。但在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的运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必须通过完善简易程序制度设计加以解决。     

侦查终结报告制作中的问题与对策

目前的侦结报告存在着重有罪轻无罪、重综述轻论证、重实体轻程序以及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侦结报告应在实体方面加强对有罪事实、无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事实的关注和程序方面对强制措施、告知义务以及赃款赃物情况的进一步充实以及通过对侦结报告的科学设计,促进侦查工作质量的提高.     

城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初探

城市治安防控体系，是由各种防范要素构成的相对稳定的旨在消减危害社会安定各种因素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能够从整体上对城市治安进行有效控制的社会防范机制。它运用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原理，整合全社会力量，形成一整套决策科学、指挥有力、责任明确、反应迅捷、协调配合、运行高效的全方位、全时空、多层次的防范控制体系，以适应新形势下城市社会治安和维护稳定工作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开展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有效载体是建立和完善城市社会治安长效工作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动态治安新挑战、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举措。     

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与法律继承的关系

法律继承是法律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即存在着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又存在着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怎样在吸收和借鉴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法律文化的同时，又注重发扬本民族的法律文化精华，是我国当今法律发展面临的困境。面对此困境，我们只有全面认识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的优劣，才能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找到契机。     

从中日对比的视角看独立董事制度立法方式的选择

比较中国和日本独立董事制度立法方式的异同,说明中日两国在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平衡把握上殊途同归,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宽严有度、刚柔相济的立法效果,并为下部法规的制定提出建议。     

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经济发展

文章以现代产业转移理论为指导，阐述了贵州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承接产业转移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分析了贵州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现状，提出了加快推进贵州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对策。     

刑事抗诉实证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刑事抗诉案件为视角

本文依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来的抗诉实践,在比较借鉴国外部分国家刑事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而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有民间性、灵活性等特性,且实力不断增强,具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优势,但也面临自身能力欠缺、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制约因素。为了使非政府组织更好地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非政府组织自身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事件处理能力;政府应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电视调解：人民调解的新尝试——兼与一般人民调解比较

电视调解是人民调解在现阶段的一种新的发展形式,是人民调解和电视媒体的联姻,二者的强强联合,对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规范意义上的电视调解不同于一般的情感类谈话节目,其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电视调解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调解,它有调解的公开性、非地域性、影响的广泛性等优势,但也面临个人隐私的曝光、娱乐化倾向、节目的公益性与私利性矛盾等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注重当事人的隐私保护,警惕＂娱乐化＂的侵害,更多地体现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