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裁判难之成因探究

刑事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常常通过准许撤回公诉、反复发回重审、留有余地判决、免予刑事处罚等方式规避无罪裁判。无罪裁判难,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是立法方面原因,体现为立法者的犹豫与折中、立法尚不够明确、证明标准单一且主观性强;二是司法机关内部原因,体现为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通过私下协调来回避无罪判决;三是诉讼观念方面原因,表现为重打击、轻保护观念根深蒂固,客观真实的事实观,有罪推定观念,复仇观念造成的压力;四是权力格局原因,表现为审判机关需要通过有罪判决打击罪犯以体现执政绩效。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

笔者通过多年来对公安机关执法的观察后认为,当前公安办案部门的大多数民警对办案程序不能说是不懂,而是有时不愿或不屑去做,因而导致程序违法。这是一个执法理念的问题,是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本丈以行政程序为例,阐述了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以及其存在的基础:程序正义理论,旨在呼请办案民警能真正树立起程序意识,在思想上实现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转变。     

浅议无罪辩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条规定不仅明确了辩护人的责任,而且为如何具体辩护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辩护人在为刑事被告人进行辩护的时候,主要是从无罪或轻罪两个方面进行。显然,参加大量辩护活动的律师,无罪辩护必然成为其辩护活动的重要内容。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刑事案件大量的是公诉案件,在审判前一般都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真的侦查和审查起诉,起诉后又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调查才决定开庭审理的,从总的来说,由于定性错误,将无罪认定为有罪加以起诉和审判的情况并不常见,因而无罪辩护的情形不是很多。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理性思考及制度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可以借鉴"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平衡,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监督、重事后轻同步监督、重人员轻制度监督等方面的不足,满足社会公众期待、自身监督能力增强及程序正当性的需要,从构建反向监督机制、保障信息畅通、管人管事齐抓等方面,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是指案件中依法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事实情况。在刑事诉讼中,凡是同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查明的事实,都是证明对象。它具体包括三类即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证据事实。 实体法事实是指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我们知道,诉讼法是为了从程序上保证实体法的实施,诉讼中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则主要应由实体法所规定,公安、司法人员的任务,就在于根据实体法的规定运用证据来查明条件事实。刑事诉讼中的条件事实主要由刑法规范规定,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有关犯罪的事实,其中主要是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这是证明对象的主要部分和核心内容,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证明对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一条文所指的“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即是案件的基本证明对象。在刑事诉讼中,要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即要衡量其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这就要求我们用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当前影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质量的原因及对策思考

影响当前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质量的原因主要在于办案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证据意识不强,以及重实体轻程序等。对此应加强教育培训,使民警加强证据意识,严格办案程序,并建立健全考核、监督和工作规范方面的制度。     

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

关于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法学界及实务界一直有争议。传统上我国一直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与法律应程序至上的原则不相符。我们决不能单纯照搬西方的唯程序论,更不能走重实体而轻程序的老路,要发展出一条适合自己的法治之路。     

口供的概念界定、特征及作用探析

口供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以及罪轻的辩解,而不包括无罪的辩解。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案件的实施者,又是诉讼结果的承担着,决定了口供具有"证明案件的直接性"、"口供内容的真假混合性"、"口供形式的反复多变性"等多重特征,并在探明案件真相、证明案件事实及保障人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形成原因及对策思考

当前,影响刑事办案质量的倾向性问题有重侦查轻审讯,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取证,重过程轻要件,重实战轻积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故此,我们必须讲求实效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培训和案情分析;讲求典范性,营造良好的竞争激励氛围;讲求科学性,以高技术水平为支撑,带动办案质量的提高;讲求规范性,提高侦查员的责任感.     

美国有罪答辩的事实基础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为防止无辜被告人被定罪，美国有罪答辩制度不仅要求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应出于自愿、理智、明知，而且要求有罪答辩必须具备事实基础，但对事实基础的审查无需采用对抗制方式，其证明程度也无需达到审判定罪的要求。这充分体现了有罪答辩制度为尽量平衡公正价值与效率价值所作出的努力。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将法院的判决建立在被告人认罪的基础之上。为保证有罪判决的正确性，需要建立相应的确保被告人认罪真实性的保障机制，包括区分被告人认罪审查程序和量刑程序、在自愿性和明知性要求之外增加被告人认罪需具备事实基础的要求、对认罪事实基础的审查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心证程度、赋予被告人撤回认罪或者提起上诉的权利等。     

我国侦查辨认程序规范化之探究

我国对侦查辨认程序的相关立法简陋,立法层级低,立法规范性差。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侦查辨认结论的法律地位,在完善我国侦查辨认程序时,应当对侦查辨认结论设置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确保非法获取的侦查辨认结论得到合理排除。增加侦查辨认的形式,完善侦查辨认规则体系,完善侦查辨认程序的权利保护机制,进行侦查辨认必须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关于侦查学研究方向和学科价值取向的思考

侦查学的研究方向和学科价值取向问题是侦查学学科构建和发展中无法回避、亟待明晰的问题。侦查学以侦查活动为研究对象,并应通过这种研究为侦查实践提供智力支持。侦查学与刑事诉讼法学有着极其明确的学科分野,不应甘做刑事诉讼法学的附庸。侦查学研究应该关注侦查实战部门对侦查学理论的需求,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学习和借鉴军事学的研究范式,注重本体研究,推动侦查学研究健康发展。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种类的困境与未来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独立证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存在种种困惑与悖论 ,文章认为在未来证据立法中应取消二者的证据资格 ,鉴定人、勘验人纳入证人范畴 ,鉴定、勘验为证据调查手段     

论案件侦查的选择性

理论主流以及官方正式表态中,始终坚持案件不分大小,都应一体对待并开展侦查,但受制于侦查资源以及其他现实因素的制约,案件侦查必然会出现选择性。案件是否侦查以及侦查介入程度的取舍,关系到个案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以及作案人等利益关联方的切身利益,侦查机关应以公正为基本要求,确立案件选择的基本标准,以案件自身的特征以及侦查价值为主要决定要素。在可能的情形下,侦查机关应对所有已立案的案件开展初步调查,并以对调查结果的评估结论作为是否实施后续侦查的根据。     

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解读与释疑

当前对侦查终结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并非只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撤销案件同样应当成为侦查终结的可能处理结果之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早前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引入主观性的做法,将"排除合理怀疑"正式规定为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之一,这对公安机关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侦查终结证明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不论是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还是证据发现的走向纵深,都不应当成为否定其作为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正当理由。     

论间接正犯实行着手

间接正犯实行的着手是实行行为着手的一种特殊形态，故对此问题的研究既应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理论为依据，还必须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以实行行为着手的一般特征为依据，同时对间接正犯的特殊性进行深入分析，结合刑法的谦抑主义精神，可以得出间接正犯的着手应采纳“被利用者说”的结论。     

警察圈套刍议

警察圈套是刑法领域中颇具争议的一种侦查手段,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允许其存在的同时,对其予以一定的限制,是今后立法者和司法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批判性思考在法哲学教学中的运用

批判性思考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步骤进行,提出有价值的议题、找出充分的证据、解释对立的论点及作出符合逻辑的论证。但我们往往因视角的匮乏而未选择合适的议题,因非理性的议题分析而未作出充分的解释,因不合逻辑的论证而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所以,我们在议题的选择上要注意相关的预防方法,在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上要符合相应的判断标准,以及在结论的逻辑检验方面要完成必要的任务。     

治安案件调查取证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治安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必须明确收集的证据应达到的标准或要求,调查取证过程必须合法,收集证据时不得侵犯当事人合法权利以及收集的证据必须充分确凿。     

论我国在押人员死亡调查制度之完善

在现行制度下,在押人员死亡后,没有一个独立于监管部门的外部机构进行独立调查,也没有社会力量能参与到整个调查过程中,相关部门给出的调查结论往往面临很多质疑。长此以往,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将受到严峻挑战。为此,应借鉴英国经验,深化改革,以立法明确在押人员死亡的调查由检察机关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同时,通过举行公开听证、公布调查报告等,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确保调查程序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