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旅游法制定的必要性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是各类、各级旅游立法的依据。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证我国旅游业健康发展的法制前提和保障。同时也是建立我国旅游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步骤,更是我国旅游业应对和接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客观需要三个方面来分析旅游法制定的必要性。     

经典理论与法本位

法本位的理论基础涉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个人、社会之论辩及其对法本位的影响,涉及中国经典理论中民本思想的演进、超越与民本位的奠定,以及法学方法经典理论与公私法本位的确立等。社会和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早有先驱。在自然法理论中,个人主义的实质是呼唤个性解放、独立和自由。狄骥运用他的社会连带理论猛烈攻击“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社群主义批评个人主义的主张导致忽视国家维系的良善生活;权利本位正如自由一样,只可能是相对的,应当顾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始于与神本相对峙,而终于与君本相对立。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超越,也为权利本位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刑法分则与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425个罪名向司法实践运送着刑法总则的全部规则、理论以及政策导向,同时,这些分则规范的适用过程也将经验世界中犯罪问题的多样性、多变性以及规则、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反馈给刑法总则及其相关理论和政策的权衡过程。本文从抽象个罪等六个基本范畴入手,展开对这些范畴中主要理论问题的梳理,进而触摸到一个古老而又前沿的问题:刑法解释标准的冲突问题。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青少年高科技犯罪

从法社会学视角看来，青少年高科技犯罪乃一种不轨行为，其日益增多是与青少年在高科技社会领域所受社会控制的数量、强度及其方式有关。青少年涉足高科技犯罪固然有其个人根源，但差异交往论、标签论、失范论却揭示指出其社会根源所在。青少年高科技犯罪治理须适应高科技发展特点，不断构建与完善相关法律与社会控制模式。     

健全律师参与处理涉法信访程序机制

涉法信访，顾名思义，就是涉及有关法律关系调整、法律责任承担的信访。当前，我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涉法信访已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人民群众的上访．60％以上涉及到法律问题，特别是一些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下岗安置、人员分流、环境污染等群体性信访案件，涉及面广，牵涉人员多，处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容易影响社会稳定。但当前对于涉法信访的处置并不尽如人意．依法规范信访程序，改革和完善信访工作机制．使之纳入法制化轨道已成当务之急。     

除魅与重述——评《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1760-1911年英国的历程》

知识产权法有哲学吗?这是一个让知识产权法学者感到为难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学科的科学性,人们在努力探讨和挖掘知识产权法哲学,希望这个杂乱的欠缺体系化的学科,能够因了哲学根基的存在而闪闪发光。在Peter Drahos的“A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1问世之后,这本书似乎激活了研究知识产权法哲学的热情,至少就国内而言,知识产权法哲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不过,布拉德与莱昂内尔在《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1760～1911年英国的历程》2一书中,却对这个热门问题大泼冷水。一、知识产权法的非哲学性在《现代知识产…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毛泽东思想概论》中"两个建议"的史实质疑与论证

我国高等院校党史教材和国内诸多史书论著,普遍认定“毛泽东思想两个建议”的史实。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概论》、《彭德怀自述》等有关“两个建议”史实不同版本的比较论证分析,可得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后期的两个战略性建议,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史实结论,否定国内史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认定的普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