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因素对印度与巴基斯坦和解的意义

1947年分治以后,印巴两国已经为了克什米尔等问题交恶数十年,和解似乎总是遥遥无期,尽管目前两国领导人多次做出和解的善意举动和行为,但是关键时刻出现的阻碍和解进程的意外事件发生总是让两国出现的和解再度幻灭。究其原因在于两国之间社会层面因素成为和解的主要阻碍。本文试图从社会层面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带给和解进程的含义,着重提出社会层面问题上解决两国和解问题上的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吉林省为例

民营经济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管理创新则是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民营经济创下许多佳绩,但是同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速度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的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创造条件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台湾省政治变局与陈水扁的执政困境

以2005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和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束为发端，台湾政局逐渐出现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最大变局，陈水扁执政开始进入“后扁时代”。引发岛内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标榜“清廉、本土、改革”的民进党政府迅速沉沦，人民对执政者的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深感困惑与震惊，并逐渐失去耐心与信心。岛内在2006年所兴起的反贪倒扁运动，目前仍未能引起人们对2000年政党轮替后所出现的岛内乱象的省思，民进党隐藏在“爱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旗号下的选举利益考虑和“台独”路线，显然无法产生推动其转型的内在力量。引发台湾政治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主导岛内政局走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对泰兴市的调查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问题专门下发了“一号文件”。2005年，中央将“三农”问题继续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发了一个“一号文件”，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从此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从泰兴市分界镇、河失镇、宣堡镇、珊瑚镇、张桥镇等几个乡镇的调查情况看，2005年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的基础仍较脆弱。     

高新技术企业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企业的发展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综合因素，而资本的力量对于企业的发展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的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资本的渴望和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包括投资者、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各部门神经的一个问题。企业的融资难已经由来已久，因此中小企业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接非常有意义。     

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的裁判思维

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首先适用立法规定来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自由地处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配置。     

破解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两难之题

对当前流行于世的各种说明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见解进行认真的推敲,充分表明在传统罪过理论的语境中,疏忽大意过失的罪过性实在是一个两难之题.立足于疏忽大意过失是有意识的前提,通过分析其罪过性不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最终得出,情感因素是疏忽大意过失心理中唯一值得谴责的心理因素.     

从事实到规范:物权法民意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

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判断标准,物权法对土地制度发展的事实,既有呼应,也有背离、漠视、逃避和模糊。呼应主要包括:明确坚持保护私有财产;妥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登记的效力、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等。背离表现为:继续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漠视表现为:未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类型和取得时效;未明确承认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等。逃避表现为:未能明确统一登记的具体机构及其设置等。模糊表现为:未能清楚界定征收条件、征收中物权的变动时间、登记审查等。     

论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与本质

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表现为检察机关依据其职能向犯罪发起的国家公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质表现为以审查刑事追诉、监督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手段和载体,主张和维护国家和社会受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刑事检察公诉的特征、本质等事实存在,决定了其价值存在。为了实现其价值目的,刑事检察公诉必须立足于其职能属性,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对刑事检察公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