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过失犯罪新解

共犯理论的通说持"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模式,并以"共同+过失犯罪≠共同过失犯罪"的观点刻画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障碍,这使得共同过失犯罪的解释论毫无立足之地。而将"共同过失犯罪"解释为"共同过失+犯罪",则解除了对共同过失犯罪成立条件的误读;将"共同故意犯罪"解释为"共同故意+犯罪",则洞察了共同过失犯罪成立的立法通道。共同正犯、教唆犯和从犯都能成立共同过失犯罪,它们都具有共同故意的心理,因而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     

破解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两难之题

对当前流行于世的各种说明疏忽大意过失罪过性的见解进行认真的推敲,充分表明在传统罪过理论的语境中,疏忽大意过失的罪过性实在是一个两难之题.立足于疏忽大意过失是有意识的前提,通过分析其罪过性不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最终得出,情感因素是疏忽大意过失心理中唯一值得谴责的心理因素.     

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

划分罪过理论历史形态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罪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认识主义罪过理论、相对意志自由罪过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罪过理论等四个历史阶段。情感因素的阙如情况是探索传统罪过理论历史沿革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了解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原因的起点。     

论罪过情感

罪过情感是在犯罪过程中认可危害结果发生的罪过心理中的情感要素。罪过情感与内疚感呈负相关，此强则彼弱。正确认识罪过情感需要对罪过情感和情感动机严格区分。依据行为人罪过情感的强烈程度，罪过情感可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痴狂型罪过情感和痛快型罪过情感属于积极的罪过情感，冷漠型罪过情感和漠不关心型罪过情感属于消极的罪过情感。根据情感态度的对象是否明确，可以将罪过情感划分为具体的罪过情感和抽象的罪过情感。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定义的矛盾评析

对于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定义,学者们认为有三大矛盾:定义表述存在的逻辑矛盾,证据与事实的矛盾,证据作为事实与需要查证属实的矛盾。其实,这三大矛盾是不存在的:在证据定义的表述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可互换位置,并不影响其词项的周延;任何证据都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功能;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属于证据本体论的范畴,而证据审查属于证据运行论的范畴,所以,证据的真实性与证据的审查并不自相矛盾。     

论监督故意

监督犯包括监督故意犯罪和监督过失犯罪。监督故意犯罪既不是间接正犯,也区别于不作为犯。监督故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故意;在监督故意的罪过心理中,冷漠以待的情感态度居于罪过心理的主导方面,因而它属于冷漠型情感罪过。监督故意犯罪的成立,以监督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对监督故意的分类需要通过对监督故意犯罪的分类来实现。     

以系统论的观点看犯罪数额

两个具有相等数额的犯罪表明犯罪人具有相同的人身危险性,但二者的社会危害性不同。一次犯罪数额与多次犯罪累计数额即使相等,其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同的,前者的社会危害性要甚于后者。共同犯罪的社会意义不是单个人行为的简单组合,其犯罪能力和社会危害性是个人行为无法比拟的。应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个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标准。     

区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最终方案

我们要想理顺罪过中各种要素的形态,避免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越俎代庖的现象,必须在罪过之中还情感一个名分,给情感一席之地.当罪过理论之中确立情感因素的一席之地后,发现罪过理论中原先存在的所有问题随即迎刃而解:越俎代庖现象消失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得到了清楚的区分.     

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

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在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熏陶和浸润下,以认肯理性为特征的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脱胎而出,而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情感因素却一直未能在罪过理论之中获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