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受审能力规则的功能反思与制度完善

域外国家围绕受审能力的规则建构，以“恢复能力”为导向，目的在于实现正当程序，强调不能以任何形式对无受审能力的被告人进行刑事审判，并通过衔接强制治疗程序促使被告人受审能力的恢复，最大限度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我国刑事诉讼在重疾型缺席审判程序中引入受审能力标准，以“恢复审理”为导向展开制度设计，一方面在规范上引发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导致立法目的不彰。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受审能力规则，应将其与缺席审判程序剥离，逐步转向与治疗程序的衔接。需强化对受审能力的司法判断，明确司法鉴定的启动条件及标准，通过引入专家陪审员制度补强法官在司法鉴定方面的知识短缺，进一步完善以无异议为例外的鉴定人出庭制度。     

析证人出庭作证

对质权下的交叉询问是发现真实的最佳途径,相对于其他证词检验方法而言,使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是最有效的可靠性检验方法。但由于法官对证人出庭的消极态度以及书面审理主义,证人出庭作证处于一种尴尬的状况。法官的消极态度一方面与证人证言本身的可靠性及其作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审判人员面对司法资源紧张的实用策略。而书面审理模式则与大陆法系国家司法体制结构密切相关。系统视角下的证人出庭问题解决,必须考量实际关涉证人出庭的因素,并以对质权与发现真实相统一的维度思考之。     

“专家”参与诉讼问题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将原法第159条调整为第192条,并新增了第2款和第4款内容,增加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这里"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通常被理解为某一领域的专家(鉴定人以外)参与诉讼。新《刑事诉讼法》自     

在线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场域变革与制度发展

证人出庭作证在本质上是其陈述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质证的信息交流过程,在线诉讼将此过程由物理空间转移至网络空间,这就带来出庭作证方式的变革。法庭不是物理空间中的特定场所,而是法官在各诉讼主体参与下审判案件、解决纠纷的司法服务。在线诉讼中的出庭作证,并不必然要求证人出现在实体法庭中,证人可以用注册账号对应的虚拟身份进入电子诉讼系统平台完成各项诉讼活动。在线出庭作证能够实现与线下出庭作证相同的价值功能,让直接言词审理原则得以有效贯彻,也有利于出庭作证的高效性、便捷性和安全性。证人既可以出席实体法庭,也可以出席虚拟法庭。对于采用何种方式出庭作证,证人不应享有程序选择权,而应由法官依据案件类型、诉讼性质、庭审程序、质证权保障等因素来决定。在在线出庭作证中,法官与证人在物理空间中相距遥远,其对证人的作证环境和行为的控制、引导能力较弱,需要采取相应方法或机制来保障在线出庭作证的环境与秩序。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

刑事简易程序相对于普通程序而言更为简易和快速，受到各国的青睐。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要求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席法庭，为此，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应对，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积极探索既能简化办案流程、又能保证案件质量的工作模式。     

简易程序新规定的理解与运用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但不会对现状形成太大冲击,其适用条件彰显了对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明确了独任制和合议制两种审判组织,拉开了简易程序类型多元化的序幕;规定了公诉人应当出庭,完善了诉讼结构。检察机关需探索合理方式来解决公诉人出庭带来的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