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内阁首相产生机制研究

近代日本在内阁更迭之际,拥有任命内阁首相大权的天皇,不直接指定继任首相,而是就首相人选咨询于一些特殊集团,这些集团将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奏荐给天皇,再由天皇降旨给被奏荐者,命其组阁,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产生继任内阁首相时的奏荐机制。首先从制度层面分析这种奏荐机制何以能够产生和存在;进而分析参与奏荐的元老、以内大臣为首的宫中、重臣等势力的构成及性质;并依据不同时期参与奏荐的主体的演变,将奏荐的历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进行阐述。通过奏荐产生内阁首相是近代日本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种政治现象,体现了近代日本天皇制非立宪的一面。     

试论海峡两岸劳资争议处理机制之构建

海峡两岸经济不断发展,涉台劳资争议纠纷也随之不断出现。海峡两岸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劳资争议处理机制有较大区别。公平与公正的实现、劳资争议的日益增多、海峡两岸的法律冲突、现行滞后处理体制均需要构建新机制。构建海峡两岸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具体设想为:运作基本原则设定为"有利原则",运作基本模式设定为"或裁或审"模式,运作专门法庭设定为涉台劳资争议案件审判庭,中立调解机构设定为区域性企业外调解机构。     

行政案件快速办理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比较研究

行政案件快速办理程序规定是参照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规定颁行的,二者既在制度设置理念、价值、前提和实施效果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又在参与主体、受益主体、各自法律体系的地位等方面存在质的差异。与刑事速裁一样,快办程序也存在办案人员可能滥用职权、欠缺有效的第三方参与、协商的自愿与平等性无从保障和流于形式的程序"把关者"等缺陷。建议通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引入值班律师制度、确立认错认罚具结书制度、规定行政处罚一决制、完善程序回转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快办程序,使快办程序真正成为独立的行政处罚程序。     

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方式、问题与制度完善

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局限性及其完善

在公正基础上制度化地解决有限的司法供给与膨胀的刑事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进行试点,但是试点中的一些问题阻碍了试点的预期效果的实现。本文分别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被告人、辩护人、审判机关角度分析阻碍速裁程序适用的原因,提出设立非法律因素上诉甄别程序,从而节约二审司法资源、确立司法权威;同时提出构建多层次的刑事司法程序,以改变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体系扁平的现状。     

对刑事速裁程序侦查阶段试点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刑事速裁程序试行已近两年,在侦查阶段由于制度粗略、警力不足等原因,存在试行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公安机关各试行单位对速裁程序启动时间、侦查办案期限、办案力量、取证规则及证明标准等具体问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和做法。总结侦查实务部门观点及经验,建议速裁程序可以在侦查过程中启动,也可以在侦查终结时建议检察院适用;因地制宜地决定案件的具体侦查工作是否由相对固定人员办理,并在法制或案审部门设立速裁案件的专职阅卷人员;侦查期限以一个月为宜;制定《速裁案件证据收集指引》,明确取证要求和证明标准;建全办案协作平台、网络办公系统,合理简化办案环节。     

论当前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形势

长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参与和普遍遵守,但由于种种原因,军控机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和执行的复杂性。当前在军备控制领域,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器"的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另一方面是朝核、伊核问题前景扑朔迷离,核武器、核材料、核技术扩散形势严峻。此时,美俄两个核大国重启核裁军进程,促使其他核国家也为核裁军、保证核安全采取积极行动,形势有了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在促进国际军控、防止核扩散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人们期待201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