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探索戒毒工作新模式 推动广西司法行政戒毒工作迈上新台阶

2014年,广西戒毒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适应职能转型需要,认真履行戒毒工作职能,积极探索戒毒工作新模式。秉承"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原则,总结戒毒工作经验,创立并逐步完善具有广西特色的强制隔离戒毒"四·四模式"     

行业场域中的制度同形与企业欺诈行为研究——基于“三鹿奶粉事件”的再思考

文章基于行业场域中制度同形的视角分析了三鹿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章认为,三鹿事件不是个案,就三鹿谈三鹿,很难形成对三鹿事件全面、科学的认识。文章从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与规范性同形三方面论述了行业场域在三鹿事件中的地位,还原三鹿事件发生时整个行业的生态。     

家暴案件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中警察权的权限及行使

随着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实践开展,关于警察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中的角色与责任、权限等问题引发一系列讨论。警察在家暴案件人身保护令执行中负有告知、协助申请保护令、收集资料与保留证据、执行保护令、及时教育及制裁加害人等职权与义务。警察权行使要以受害人、儿童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为优先考量;要有准确的立法授权,使警察职责明确,执法规范,干预积极;要实现社会联动,加强多机构合作;要适时培训与训练,开展专业干预。     

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

缓报、瞒报、漏报疫情,应承担什么责任?感染病毒拒绝强制隔离,该如何处理?该怎么处罚制售假冒伪劣口罩和防护服?……让我们了解一下在疫情防控中应知的法律问题。缓报、瞒报、漏报疫情,承担什么责任?在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相关工作人员在代表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行使职权时,有缓报、瞒报、漏报等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导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或者流行,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409条的规定,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戒毒康复人员自我管理工作初探

一、戒毒康复场所实行康复人员自我管理的可能性自2006年在深入推进全国禁毒人民战争电视电话会议正式提出依托强制戒毒所、劳教戒毒所建成一批综合性的戒毒康复场所以来,全国的戒毒康复场所先后成立。2008年《禁毒法》的出台,更是为各地建立戒毒康复场所提供了法律依据。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戒毒康复场所得到了蓬勃发展,     

公安民警使用徒手强制的适用条件与情形

在执法实践中,屡有基层民警违法、滥用徒手强制导致相对人伤亡,不敢使用徒手强制损害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出现。因此,探讨使用徒手强制的适用条件与情形,明确相关使用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结合公安执法实际情况,笔者从使用徒手制止现场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各种强制措施以及现场抓捕与强行带离三方面出发,系统探讨使用徒手强制的条件、情形,并明确相关使用要求,以期引导公安执法的规范化。     

涉罪未成年人强制亲职教育制度构建

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具有一定关联。对于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强制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受一定时限亲职教育,有助于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预防未成年人再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促使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掌握科学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弥补现行法律关于监护干预措施的不足。应当明确强制亲职教育的主体、对象、法律依据、执行、结果反馈与监督等制度性因素,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有效衔接,落实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     

强制性戒毒措施的实施现状及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废除了传统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重新确立了由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等三种新的戒毒措施构成的强制性戒毒体系。该法近五年的运作实践表明，这三种戒毒措施的实施效果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也逐渐开始显现。我国应该明确“社区为主、隔离为辅”的强制性戒毒措施体系，同时对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戒毒进行制度性完善。     

刑事强制医疗执行监督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当前,由于强制医疗执行机构的性质不明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监督有效性不足。本文认为加强刑事强制医疗执行监督,需要在规范强制医疗机构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强制医疗解除程序,规范交付执行,提高检察机关监督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