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对法治的作用

人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法学也不例外,以马克思的人性论为基础探讨人性需要对法治的作用,可以看出:主体权利意识离不开人性的需要;人性需要与法治理念是相统一的;人性的需要是公民权利的内在依据。     

论法与道德的价值平衡

就社会群体管理而言，道德手段与法制手段运用的目标应当是一致的——无论是为世俗层面的秩序稳定还是为精神层面的公平正义；但是，法与道德殊途同归的一致性并不意味它们具体内容的相容。因此，在不否定法治与德治相通之处的前提下，应当明确在社会良性进程中，法的积极功能是首要的。     

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奠基人之一,《君主论》是颇受争议的一部著作。从辩证的视角,通过对他＂新人性＂的诠释、统治权术的提出背景以及历史作用的审视,揭示实行君主制只是挽救意大利的权宜之计,他的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共和的政体。     

荀子"性恶"思想渊源探析

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的杰出代表人物,对儒家学说从"迂远而阔于事情",走向现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荀子对儒家致用取向的这一转变,是以"性恶论"为思想基础."性恶论"的提出,使荀子名重当时,也使其遭受后儒的许多批评.但当后儒批评荀子以"性恶论"取代孔孟"性善论"势必动摇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论基石时,他们很少考虑荀子为什么要提出"性恶论".荀子"性恶"思想产生的缘由主要有对"性"的不同理解、孔孟的政治挫折、稷下学说的影响、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刺激等方面.     

荀子义利观新探

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理论根基,源于孔子对人性的潜在看法。“义”是荀子思想体系里至高无上的道德意识形态。荀子充分肯定了“利”以及人的“欲利之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客观合理性。他认为义与利总体上呈一种相克相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的伦理规定为：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关于形成正确义利观的途径,荀子提出“学”、“行”、“积”、“尽”四途,并强调了精神激励和礼、法于此的强制作用。     

从荀子与韩非子的性分看儒法分野

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恶.荀子的性恶看起来是对性善的诘难,荀子的性恶不仅是荀子政治理论的基础,更是对孟子的性善的大发展,同时还是儒法两家重要的分水岭.     

犯罪根源之再认识——人性恶抑或制度恶

在由来已久的犯罪根源讨论中,形成了人性恶与制度恶两大分野。从犯罪之恶推演人性之恶,将人性恶作为犯罪根源存在方向性的错误,很容易将犯罪预防引入歧途。同时,将人性恶视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种先验性的论断一方面强调人性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又认可制度可以控制人性之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无论是由社会下层人员实施的传统犯罪与新型的仇恨社会犯罪,还是由社会管理层实施的白领犯罪主要都表明制度之恶才是犯罪的真正根源。现实犯罪的存在样态、规模乃至发展趋势,最终都可以归因于相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缺陷。同时,确认制度之恶是犯罪之源,不仅仅是尊重基本人性的必然要求,更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根本所在,唯有不断夯实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良性制度基础,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才能从根本上减少。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目标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启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先河的著名思想家.他身处社会急剧变革、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这个时代促使他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去深入思考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隆礼重法思想是基于儒家立场对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法家思想进行反思、评判后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思想基础.深入研究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对于当前进一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荀子的诚信思想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之一,这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得益于儒学在中国长期的主导地位。儒家学者非常重视诚信道德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意义。以性恶论为基础,荀子在对历史的总结中,屡次强调诚信之于统治的重要性。荀子的诚信思想还与他特别重视礼义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礼义是诚信的前提,没有君臣之分,也就不会有君主作为诚实守信的楷模去构筑起社会整体诚信的良好风气。可见,荀子的诚信思想具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人性论。他们二者一个立足于人的道德属性,主张道德修养是对人先天具有的内在的道德意识的开发,强调了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一个则立足于人的自然属性,主张道德修养是通过主体的学习达到对外在的礼法制度的遵从,强调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被动性。两种理论形态看似对立,实则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