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量刑监督制度的理论基础

量刑监督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法院量刑活动的监督。量刑监督制度具有刑事理论和法律上的存在依据。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必须具备评判法院量刑是否合理、公正的实体标准,它与量刑标准是对立统一的。在司法实务中,我国的量刑监督并未形成系统的监督体系,而是分散于不同的诉讼阶段、通过若干方式对法院的量刑活动产生影响。总的来说,量刑监督所能发挥的功效是相当有限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如何细致、清晰地考察西方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经验,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是当前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期选登的文章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必要性,模式的选择以及多视角推动我国该项规则的建立等进行了论证。     

我国《能源法》起草中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准确的法律定位及其与相关单行法之间关系的明晰,将直接影响到《能源法》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的成本与绩效之比,以及法律框架排列的轨迹。而法律理性的比较及其科学的逻辑演绎将使《能源法》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与能源效率的利器。     

民主为什么不能只从基层开始

在中国,发展民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基本方略,即从基层开始,并力图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推动国家民主的发展。优先发展基层民主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诸多观念基础。但是,从几十年的实践看,城市居民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的效果未尽人意,指望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达到的其他初衷也并未如期实现。历史经验表明,决定中国民主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只能是国家民主,优先发展基层民主而缓行国家民主,不仅会使基层民主的发展陷于孤军深入,也可能延误发展国家民主的宝贵时机。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民主发展的方略,将大力发展国家民主放到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地位,确立发展民主的基本方向和步骤,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日本房屋征收制度的基本状况

在财产权须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宪法规定之下,日本的《土地征收法》遵循"无补偿即无征收"的原则,建立了分别针对确认项目所具公共利益性质的项目认定程序制度和调整、保障私人利益的裁决程序制度。当两项程序中产生的行政行为有争议时,分别适用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和当事人诉讼。此外,该法律还为通过自愿收购取得公共用地的方式设置了调解、协议确认和和解等特别程序。     

追求理性的学术论辩

朱孝清先生、崔敏先生和王守安先生关于检察制度是不是可以质疑的争论,特别是关于争论中的政治批判是否正当的论辩触到了中国法学的一个痛点:缺乏理性的学术论辩。理性的学术论辩就是遵守论辩规则的论辩。理性论辩最为重要的规则是言谈者的普遍性和论辩机遇的平等性;其次是尊重他人对自己观点的解释,不得强加于人,更不能追究"用心";第三是宽容,任何论辩都是"开始"而不应是"终结"。中国法学界走向理性学术论辩的重要步骤是实现法学论辩的无禁区原则,同时制止"利益法学"对法学的扭曲。     

检察监督权之检讨——以民事抗诉权之运行为例

民事抗诉是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启动制度,其在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失误以及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民事抗诉权的行使与审判权的运行似乎越来越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其间产生的种种弊端也无不昭示现行抗诉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本文就民事抗诉制度在理念上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对民事抗诉之现状及现行法律的缺陷作一简单的分析,并对如何加强对民事抗诉的程序制约以及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提出设想。     

谁来养活他们？

提及农村养老，不少人是这样想的：有儿子的老人由儿子家庭赡养：没儿女的，作为五保户由村集体供养。好像农村不存在养老的后顾之忧。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在安徽省桐城市的双港镇（注：该镇以塑料包装著称）进行了调查，少数老人的生活状况令人震惊，正因为他们有儿子，所以他们的养老问题也最易被人们忽视。     

乡镇：干部成长的基地

乡镇干部队伍是党政干部队伍的重要基石,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乡镇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基地和源头,对提高领导干部乃至整个干部队伍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近年来,玉林市委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要求,在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