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控"到"治理":社会治理研究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形态不断演变,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强调不同的工作重点和呈现不同的工作特征,逐步实现了由从"管控"到"治理",由"包办社会"到"治理社会"的转变。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需要沿着: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前进,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测评

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有社会制度设置、城市生活环境等因素，也涉及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民生保障、身份特征、文化适应、社会交往等因素。根据历年农民工社会问卷调查数据，采用24项评价指标，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融合度进行了分类测评，结果表明，其总体融合水平达到70%以上；而且，农民工的职业融合、民生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关系融合因素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互相支持的。     

摒弃地方主义凝聚抗疫共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的社会治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医疗保障制度等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个别地区的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全局观念缺位、法治思维缺场、应急能力缺失是地方主义滋生的内在根源。基于此,应当以治理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治理观念、创新治理方法、优化治理资源供给,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凝聚全社会协同抗疫的合力。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战“疫”: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

“己亥末,庚子春,荆楚大疫,染者数万,众惶恐,举国防,皆闭户,街无车舟,万巷空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经过各方努力,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防控工作开展越趋有序,防控措施推进越趋迅速,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保障与人民力量的优势并存。此次,我们将围绕治理能力、公民素质、社会心态、舆情引导、依法防控、应急管理、干部形象七个关键词,深刻剖析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优势与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