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研究

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参政党的重大使命,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参政党在履职过程中,政治把握、参政议政、合作共事等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程序化、制度化发展。但由于受到国内外环境以及参政人才、信息、制度等因素影响,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还存在协商功能发挥不够、协商过程不对等、协商成果转化效能不明显等问题。应着力从营造良好政治和文化环境、拓展协商内容与形式、加强思想共识和实践行动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     

以行动学习助力提升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能力 ——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党外中青班为例

围绕提升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能力这一教学目标,广西社会主义学院自2010年以来连续10年在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中运用行动学习法,将行动学习促进学员成长的价值追求融入提升党外代表人士参政议政能力的目标要求之中,结合行动学习流程设计教学环节,通过学习知识、分享经验、实地调研、创造性集体解决问题四个阶段,在促进师的有效引导下,在实现教学主题目标的同时,也促进了学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     

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基本情势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浙沪三省(市)卫健委处级干部的分析

政府治理过程的履行和政策功能新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公共事务治理日益要求精细化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对干部队伍的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总体态势上看当前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问题日益受重视;从产生来源看,由本系统内部提拔产生或从其他单位同级交流选用,是配置专业型干部的主要方式;从职务变动看,无论是"一把手"还是副职,在本系统内部实现岗位变动的情况居多;从实践历练看,专业背景并不是专业治理能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实践锻炼的作用更加显著。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受个人自身素养、组织关注和培养力度、区域及行业系统干部队伍的已有基础以及基层干部队伍激励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加强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永恒话题,尤其在当前情势下更受关注。但是,专业治理能力并不局限于专业背景,实践岗位历练同样重要。在重视"一把手"岗位的同时,也应关注能起优势互补作用的班子配备。还应以系统性思维从扩大专业化选拔的范畴、提升专业化精准化培训绩效、加强分类管理和考核评价等方面同步推进干部队伍专业治理能力建设。     

《北京知产2019成绩单》专题报道之一:以绩说事:如何实现105%结收比?

近年来全社会关心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共识愈发强烈,当前中国商标、专利申请量均属于世界领先位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专属管辖全国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授权、确权的一审法院,同时管辖着北京市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侵权等纠纷案件,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决策运用大数据的法治化

当今社会,行政决策高度依赖于信息,而行政机关搜集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直接决定了行政决策的质量。传统官本位思想、层级制的行政体系以及局限于系统内部的信息传递渠道等,阻隔了信息与行政决策之间的互动通道。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力地推进了两者的互联互通,但大数据为行政决策提供海量信息的同时,又容易出现信息被人为利用、编辑而误导行政决策。为发挥大数据对行政决策的积极作用,立法应从大数据的提取、运用程序以及使用的法律后果上予以规范。只有将大数据的运用置于法治轨道内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行政决策的精准和高效。     

张文博:特殊罪犯的心灵改造师

个人简介张文博,1982年生,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沐集监区党委副书记。他于2006年参加工作,获“全国监狱劳教(戎毒)工作先进个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获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24日,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数据时代网络爬虫的内部管理型规制

网络爬虫作为数据时代一种被普遍应用的自动化数据收集技术,有着独特功能和价值。目前爬虫行为失范却对现有法律制度适用及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了严峻挑战,亟需在反思现有网络爬虫规范体系不足的基础上,引入内部管理型规制以回应网络爬虫规制的现实需求。基于网络爬虫的技术逻辑,内部管理型规制适用有行为限定、内容延展和效力涵摄面向,且功能多元。由于内部管理型规制兼有行政规制与自我规制的双重因素,因而可以上述两种规制方式为基点,对网络爬虫内部管理型规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体系化构建。横向体系化构建应明确所涉主体形态、权义结构和责任内容;而纵向体系化构建应包括标准制定、组织建制、守法监督和执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