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我国应建立青少年前科消除制度

中国现行的青少年前科终身保留制度 ,使有前科之青少年不可避免地终身受歧视 ,这不仅忽略了青少年犯罪的特殊性 ,而且违背了青少年法的宗旨及有关规定。借鉴西方经验 ,构建中国的青少年前科消除制度 ,不仅可以促使青少年的重新社会化 ,而且可以预防其重新犯罪。     

当代美国的死刑制度

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曾经宣布暂停死刑执行,但是在1976年又恢复了死刑的执行,目前美国是唯一仍然保留并适用死刑的所谓西方文明国家。美国联邦系统和38个州的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可以适用死刑的罪行还比较多,但是罪名相对比较集中;死刑诉讼程序严格且复杂;相对于美国庞大的犯罪数字,尤其是暴力犯罪而言,其死刑判决和实际执行死刑数量仍属较低;美国死刑执行方式呈现为以注射方式为主多种执行方法并存的特点。美国死刑程序复杂但是死刑错判率仍然较高。     

刑事自由裁量权基本问题

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指在刑事法适用过程中,涉及刑事法适用的官方人员在所适用的刑事法规则内容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在可以采取的多种行为中作出选择。刑事自由裁量权具有绝对性,同时也具有相对性。绝对性是指裁量行为是任意的,不受限制。相对性是指刑事自由裁量权仅仅是一种弱式自由裁量权。行使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主体涉及公安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公安人员和检察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主要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权力。法官行使的自由裁量权除程序性权力之外,主要是依据刑法的实体性权力。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鉴定若干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中,司法鉴定尚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的也违背了司法鉴定的基本规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刑事诉讼,很多司法鉴定问题更宜转化为专家证人的形式加以解决。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若干新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新近发展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总结,特别是确立了以追缴被非法转移的犯罪所得或收益为中心的司法协助新体系,放宽了双重犯罪原则对非强制性司法协助活动的限制作用,全面推广司法协助"中央机关"的联系机制,同时,倡导各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纳远程视频听证和联合调查的取证新方式。这些发展所涉及的一些新规则值得加以深入研究。     

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确立与展开

在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上,存在着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争。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字面的、形式的、逻辑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对刑罚法规进行实质的、价值的、合目的的解释。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是对形式的刑法解释论的扬弃,它不仅与刑法规范的特点、结构、内容相一致,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而且满足了我国刑事法治目标与罪刑法定原则兼具形式侧面与实质侧面的要求,适应了我国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体系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特点,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我国刑法应确立与贯彻实质的刑法解释论立场。     

浅谈刑法中的持有行为

通常认为犯罪行为的形式是作为和不作为。但有学者提出 ,持有是犯罪行为的第三种形式 ,也有些学者认为 ,持有是犯罪的不作为形式。从形式逻辑及我国刑法理论以及持有的本质角度分析 ,持有是犯罪的作为形式     

片面共犯之成立依据

片面共犯能否成立,在中外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片面共犯应当是成立的:刑法的规定是其成立的法律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是其成立的理论基础,司法实践需要是其成立的现实依据。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