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的历程、主题与新时代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大致经历了觉醒期、引介期、探索期、发展期和完善期五大历史阶段。40年来,我国教育政治学研究围绕基础理论、教育与国家、教育与民主、教育与公正、教育与权利、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与国际关系等主题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当前我国教育政治学亦面临着理论不足、视角不全、方法单一和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教育政治学做出全新的理论回应,通过基础理论、体系框架、研究方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强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中国化考证与疏义

"Diktatur/Dictatorship"一词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外辞典中被译作"主国之职"或"独裁官之职"。马克思主义德语原著术语"Diktatur"在十月革命实践推动下进入日语,日本社会主义者按早先传入日本的《英华字典》模式造词,以和制汉字词"独裁"对译,并会通英语词"Dictatorship"。留日旅日中国人早期多采用"独裁"译法,同时还配词"专制"、"专政"、"专断"等对译英语、法语文献词。中共成立后,直接从德语母词和俄语母词"Диктатура"翻译。"独裁"、"专断"、"专制"和"专政"作为语素与"平民"、"劳农"、"劳工"、"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等词搭配,形成"平民独裁政治"、"劳动者专断"、"劳动独裁"、"劳农专政"、"劳工专政"、"劳工阶级专断政府"、"无产阶级专断"、"无产阶级专制"、"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无产阶级者独裁制"等"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多种译法。"Proletarian Dictatorship"在中国经历了从多种译法到统一译法的概念发展史,并完成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中国化延伸,"专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概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蕴含的“营养剂”及其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战略要求。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蕴含着促使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锻造优良作风、增强过硬本领、培养战略思维、培育群众观念的"营养剂",充分运用其"营养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之关键所在。     

新中国70年视野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与创新

土地制度作为国家对生产关系的一项极重要的安排,是各个制度的重要基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这项改革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其中的主要的问题有"三权分置"改革、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规模经营与小农户发展关系的维护、耕地保护制度的强化以及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完善等。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精准掌握此项改革所面临的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抓住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注重制度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拉美左翼对新自由主义替代发展模式的探索、实践与成效

21世纪初的拉美新一轮左翼政治浪潮是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意识形态在拉美的霸权和主导地位的一次强烈回应。左翼政府提出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两种替代发展方案。前者较为温和务实,对市场和国家干预的优缺点都有所承认,尊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大胆而激进,试图找到一条能彻底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两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政策调整和实践:经济领域以国有化、土地改革、价格控制、外汇管制为主;社会领域以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社会救助和扩大公民权为重心;在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方面则倡导独立自主意识,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拉美一体化。总体来看,拉美左翼政府的新发展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重视国家作用,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作为政府首要议程,通过国家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减贫及财产、权力再分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既是对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纠偏,也是对新发展模式的一次有益探索。然而,左翼政府施政主要借助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收入,政策调整的基础薄弱而不稳。拉美左翼未能确立一个真正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