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逻辑

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具有内外两方面的社会综合因素:全球化新秩序中内含的种种不平衡、不平等结构,日益频密的中外冲突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喧嚣,是刺激民族主义出场的外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国家力量崛起的鼓舞以及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等是其出场的内部因素.此外,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出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冲突与合作中非公有经济劳动关系问题研究的评述

中国非公有经济劳资冲突与劳资合作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劳资关系研究的基础之上。西方工业国家在劳资关系处置上有着成熟的经验和系统的理论,西方研究表明,劳资关系由最初的对立演化为界限不太分明的全社会组织关系。中国非公有经济劳资冲突与合作已成为社会研究热点,参与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这些研究仍处于零散、孤立、形而上学的态势,一些比较研究、实证经验研究则较为欠缺。现代中国非公有经济劳资关系研究必须以历史和系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     

浅论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缺陷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50多年来,毋庸置疑,它在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惩罚教育有轻微犯罪行径的人员等方面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作为一种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手段,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与我国的现行法律相冲突,自身内容规范也存在瑕疵,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缺陷问题愈发突出起来。本文试从立法角度对其缺陷进行分析,并对浅述了自己对劳教立法的构想。     

冲突与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研究

利益整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但转型期的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加大了共产党进行利益整合的难度。要在各种相分歧和相冲突的利益之间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共同利益，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民主政治的运作逻辑，允许多元文化并存，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寻求不同阶层的利益共同点，从而进行有效的利益整合。     

粤港框架协议下商标权制度协调

中国内地与香港正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在此情形下,两地间的商标纠纷也频繁发生.本文着力于《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原则性引导下,对两地的商标法律制度进行详尽的分析,力争发现两地商标法律制度不同,并且提出一些对接、协调两地商标法律制度之法.     

工作—生活平衡:社会政策的新课题

The best and safest thing is to keep a balance in your life,acknowledge the great powers around us and in us.If you can do that,and live that way,you are really a wise man.Euripides(484BC-406BC)作为新社会风险的一种,工作—生活冲突是现代员工普遍面临的矛盾。一方面,工作是人们满足各种需要和福利的基本来源,但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     

当艺术品交易惯例和法律原则有了冲突

根据文化部市场司发布的《2O1年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艺术品市场的整体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市场交易总额达到2108亿元，名列世界第一，年增长率24％。其中，艺术品拍卖市场交易额为975亿元，画廊、艺术经纪和艺术品博览会的交易额为351亿元，艺术品网上交易额为12亿元，艺术品出口额为30亿元。艺术品交易品种逐年扩大，交易主体更加多元化，艺术品市场及相关产业已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占重要地位。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上)

序言“我无法呼吸!”——乔治·弗洛伊德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乱象是政治高层散布重重谎言、蔑视民主、烷动仇恨和分裂导致的恶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战胜疫情需要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团结合作。但一向自认例外和优越的美国,不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与之相伴的还有政治失序、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留下了“山巅之城”“民主灯塔”侵犯人权的新纪录。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基于中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劳资矛盾日趋激化。集体谈判是西方劳资冲突化解的基本形式,但由于国情的差异,集体谈判对我国劳资冲突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转型期我国的劳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位的"零干预"和错位的"负干预"所致。为此,中国劳资冲突的化解也需要从地方政府治理的视角来寻求问题的答案,需要构建一种劳资冲突化解的地方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