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论国有公司董事会选任总经理制度的构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规定要改进国有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的选任制度,但国有公司存在由于国有资本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代理问题,即廉价投票权问题。为控制代理问题,各国国有公司总经理形成了不同的选任模式。借鉴外国经验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从董事会、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及党组织的审核和监督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控制我国国有公司由董事会总经理选任中存在的代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