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将来

目前,我们处在一个相互依赖和多元文化的全球社会。世界变了,高等教育却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因此,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重新进行思考,我们需要全新的教育内容、途径以及步骤。教师必须学着将学生们自己的知识看成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资源,同时应该继续掌控学生在课堂的学习过程。我们有关学习的新的认识和当前实际的学习方式是互相矛盾的。对于真正的素质教育来说,培养更高层次的思考方法必须优先于实际知识的学习。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高等教育也往往抵制变革。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新的机制,不断进行变革,使这些变革对于所有的教育机构、教职员工和学生来说都是很平常的,都是容易实现的。我提议,邀请大学和学院参与进来,重新定义中国的高等教育。批准参与的大学和学院都将收到一笔特殊基金,用于贯彻实施他们自己设计的独立的改革方案。这些方案都须是小型的、独立的,并且是不受传统的和官僚性的改革方案限制的。     

建国初期党的合法性基础与民主党派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建国初期党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实践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拓展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了执政基础。     

西部发展中城市治安形势与治安工作探析

城市社会治安随着中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必须更新治安管理理念,调整治安管理模式。强化流动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树立服务为先的治安管理新理念;建立城市社会治安联动机制;提高社会自我防范能力。     

党风问题的哲学探源--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辩证分析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

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理解党风问题,党风存在问题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主义以及由主观主义引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从关系范畴的意义上去辩证分析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则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失缺“共性”意义上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媒介体所致。因此,对党员干部实践活动的过程研究,有助于根除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党风存在的问题。     

人性论视角下的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差异

性善论与性恶论分别是中西方历史上的主流人性思想。总的说来,性善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是消极的,性恶论思想对西方传统行政文化的主导影响则是积极的。不同的主导影响造成了中西方传统行政文化之间的深刻差异。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需要吸取我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精华,借鉴西方行政文化的优秀成分,避开两者的不足并积极进行创新。     

新形势下完善《国籍法》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公布实施至今已二十六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多,新的国籍问题也时有出现。由于《国籍法》独立性较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特殊案例又无法借用其他相应的法律,因此,迫切需要对《国籍法》加以完善和修改,同时还要规范执法。     

Social Media Influence on Diplomatic Negotiation: Shifting the Shape of the Table

Social media is changing not only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take place; it is also changing 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deals. Because of the pace and proliferation of social media, negotiators must read “weak signals” early on—and anticipate a quickly organized, highly motivated opposition. However, diplomatic negotiators still lack the tools to engage in this sort of anticipatory strategy desig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recent cases, one involving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nd the other involving a German Constitutional Court’s ruling o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Public Debt Purchasing Program, in which social media had a highly disruptive, unanticipate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to the point of forcing negotiators’ hands—and suggests institutional remedies to better anticipate the catalytic impact of advancing technology on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韩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城市带动的城市化、自由的人口流动政策和高度集中的城市化模式。韩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使城市化水平从28%提高到了74.4%。研究韩国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动力机制,有助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道路的选择。     

公共外交: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

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不但加强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引发了一场新的外交革命.为适应信息时代新的国际环境,世界各国政府正追求和发展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它国家民众施加影响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国际信息、文化交流项目、媒体等手段影响其它国家的民众并制造舆论,为一国在海外创设良好的形象,进而增进国家利益的活动,是信息时代各国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