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最近,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甚至蔓延到学校的校园之中。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十分必要的。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反对各种非科学的历史观的前提;而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前提,也是对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进行批判的前提。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探

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球化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马恩关于全球化思想最初起源于他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思想。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分工和交往的扩大是世界历史出现的根源,也是世界市场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因素。最后,真正的全球化是共产主义的出现。马克思的关于对"世界历史"理论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今探索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探讨

公民的政策参与是现代的公共政策的基石。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兴起以来,这种参与由公民的个体参与转变为组织性的活动。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虽然它本身还有很多局限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积极主动的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主动吸取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制定。     

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但也有其国际主义的一面。其主要特点是提倡非中心主义,践行消极的国际主义,强调国际责任;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政治新秩序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原则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国际合作观念。     

重构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反思性检讨

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典型的古典证明责任的立足点在于实体法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该理论自提出以来历经德、日民事法学人的沉淀洗练,曾成为学界的通说。但是,法律要件分类说不但在规范分类、间接反证、主观举证责任分类标准等问题上难以理清各种理论纷争,而且其对于动态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转换以及与证明标准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也难以与现代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争点整理程序相协调。我国民事证明责任改革应当从"法律要件分类说"的迷思中走出,以"阶段的举证责任论"来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     

乡镇经济增长模式之转变：以T镇为个案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乡镇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对于如何能够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则关注不够,而正好是这一转折点推动了乡镇企业质的提高.为了探讨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道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来寻找证据.通过对T镇的考察,运用理性选择的理论解释了乡镇领导人是如何促进乡镇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这也是文章的创新之处.即乡镇领导人一方面通过集体企业改制甩掉了那些长期亏损的企业,淘汰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虽然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实现了乡镇经济整体的受损最小化;另一方面,乡镇领导人通过工业园建设提升了乡镇经济的规模和效益,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乡镇经济增长所需的技术和资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生长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获益最大化.通过这两种路径,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影响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对T镇的个案研究,希望能够同前人的研究展开对话,同时亦希望推广此项研究的外部效度.     

解析派出所培训学习与实战镶嵌的教学模式

公安大教育观是建立在现代社会的科学、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基础上的一种现代教育观。公安大教育把追求自我学习、自我提高作为民警向知识进军的一种动机。公安大教育应开展协同式教学模式,注重兼职教官的连结功能;斟酌业务教材,创建新颖“学员包”,抓好微型教学。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al choice: Picking a political party in the context of immediate social circles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laces social learning at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choice. People develop their political preferences, knowledge, values, perceptions of ability, and decisions about political behavior in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usually members of their social circle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goals are not derivatives of exogenous economic preferences. They are not the results of careful calculations, in which optimization of personal needs guides the mode of reasoning. This theoretical stance draws sustenance from recent work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 even as it harkens back to established, if neglecte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analysis. My thanks to Rüdiger Schmitt-Beck for his encouragement and for the critical comments of several anonymous referees and to Josip Dasović and Jennifer Fitzgerald, my co-authors of Partisan Families: the Social Logic of Bounded Partisanship in Germany and Britain (Zuckerman et al. 2007). Material from that book appears in this essay.     

惩罚性赔偿的根据与适用:法经济学观点

惩罚性赔偿的法经济学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已经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其中威慑理论最为成熟。但是,除了最优威慑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正当化的理由,如赔偿不足、惩罚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考虑行为的可谴责性、被告的财富状况,也要考虑到诉讼成本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