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伦理和谐的形下术

和谐社会的实践，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借鉴，就异文化而言，日本实现伦理和谐的实践值得我们思考。它们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克服排除了儒学虚无不实的因素，强调实际、实用，并以训练为切入口和平台，为道德素质的生根营建了最为切实的基础，昭示人们一个哲理：道德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监督理论的现实价值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监督理论的内容丰富,其中关于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必须进一步强化接受监督的观念、必须进一步健全接受监督的途径等思想,至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怎样看待法治——以刑事侦查活动为视角

法治是神圣的,但不是完美的.通过对刑事侦查活动中现实思维与法律思维的辨证关系的揭示,指出法治虽不完美,但仍是神圣的.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难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基本任务之一,世界各国普遍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而证人出庭难是中国独特文化背景和司法制度下衍生出来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影响了司法公正。我国应在立法上完善对证人保护的规定,增加给予证人经济补偿的规定,并规定证人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同时应提高侦查人员依法取证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控辩审三方的业务水平和应变能力,及时依法惩处报复证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论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是宪法学与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法律前提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政府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解决了卢梭的"三不"难题,使得人民主权与有限有效政府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定位

随着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如何应对公共危机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公共危机的特性和政府的公共性使得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着主导功能.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处于非常规状态下的危机情境中,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面临着现实的困境:危机预警意识淡薄、法律体系不健全、信息机制不完善、社会整合能力差.这些问题影响着危机处理的效率和效果.为此,要增强危机意识、健全危机法律体系、完善信息机制、动员社会力量,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完善我国现代物流法律制度的理论思考

我国现代物流处于起步阶段,物流法律制度的弊端成为制约现代物流发展的瓶颈。物流的国际化、现代性、系统化和规范化均要求完善我国的现代物流法律制度。要按照现代化和适当超前性的原则,出台现代物流发展的全国性产业规划和物流标准体系,整合、废除、修改和补充现有的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物流法律制度。     

执行体制的统一化构建——以解决民事“执行难”为出发点

“执行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刻的原因无疑存在于执行体制本身。我国目前的执行体制中,刑事执行、民事执行和行政执行既各自为政,又相互交叉,不仅在执行机构上显得臃肿和凌乱,尤其难以做到执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补整合,不利于国家执行权的统一化行使。对民事执行而言,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兼顾行使执行权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障碍,尤其在实践中已被雄辩地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将执行权从法院权力结构中分离出去交由统一的执行机构行使,是化解“执行难”的最佳选择。     

证人特权制度的评价与立法建议

证人特权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证人特权制度在维护特定的社会关系方面有其合理性。证人特权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证人资格问题 ;其次是界定证人特权的范围 ,具体包括拒绝自我归罪特权、配偶和近亲属的拒证权、职业秘密特权和公务秘密特权。限制证人特权 ,以防止证人逃避出庭作证的义务 ;保护证人应有的权益 ,以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 ,是证人特权制度的应有之义。因此 ,我们要建立和完善证人特权制度。     

不能未遂犯论争——“客观危险说”批判

本文通过对客观未遂论及客观危险说的分析、批判 ,指出危险性概念并不等同于现实可能性概念。因此 ,不能未遂犯与不能犯的区别在于有无危险性 ,而不是有无现实可能性。现实可能性只能作为可能未遂犯与不能未遂犯的划分标准。以此明确了可能未遂犯、不能未遂犯及不能犯三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