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疫苗对FMDV O/YNGM/97株的免疫效果评价

利用血清学方法对我国流行毒株O/YNGM/97进行鉴定.并对其生物学特性和免疫学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该流行毒株为O型12蹄疫病毒(FMDV),其对乳鼠和BHK21细胞的适应性比较好,致病性较强,LD50.和TCID50分别为10-6.33/0.2 mL和10-4.75/0.05 mL.VP1基因序列的比较结果显示,O/YNGM/97株与国外FMDV参考毒株O/TAI/1/92的同源性为91.4%,与国内疫苗毒株OZ/93、OA/58和OY/80的同源性分别为79.2%、83.6%和78.99/6.用商品疫苗OZ株、OY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和牛羊.口蹄疫O-Asial型双价灭活疫苗免疫的小鼠均可产生较高的免疫抗体,并对流行毒株O/YNGM/97的攻击具有较好的保护性.说明,使用现有商品疫苗完全可以预防该毒株在我国的流行.     

口蹄疫病毒AF72株3D聚合酶的三维结构模拟和功能分析

为了研究口蹄疫病毒(FMDV)3D聚合酶的结构和功能,以A型FMDV AF72株RNA为模板,反转录并扩增目的基因,将PCR纯化产物与pGEM-T Easy栽体连接并转化JM109菌株,对经凝胶电泳、PCR和EcoR I酶切法鉴定为阳性的重组质粒进行测序.并与GenBank中登录的其他4株FMDV完整参考序列进行比较,以确定AF72株3D聚合酶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的保守区域,然后利用同源建模的方法建立AF72株3D聚合酶的三维结构.结果显示,3D聚合酶含有孔状活性区域.拉马钱德兰图证明,构建的3D聚合酶的空间结构是合理的.     

深化社区建设的路径分析

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无论是以社会化为取向的沈阳模式，还是以政府基层组织建设为取向的上海模式，都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进一步深化的任务。这需要看到以往社区建设取得的成绩，更需要对以往的情况做出反思。实际上上海模式和沈阳模式都有加强政府管理的意味，都以强化     

社会工作本质研究述评

目前,国内外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的理解并不十分明确,还存在学科与专业间的交叉,即使有了社会工作定义,但众说纷纭,致使实务中出现对社会工作定位模糊等问题。确定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这种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社会工作的话语系统难以建立,专业对话难以开展。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质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作者本人对社会工作的理解。     

联结社会:小鱼洞镇灾后社区重建研究

<正>地震灾难不仅导致了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而且破坏了社会关系,使原有社区体系解体,因此,灾后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的重建,更是社会的重建。灾害的社会破坏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不仅造成小鱼洞镇的人员伤亡、基础设     

论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强化刑事审判监督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公诉工作中行使公诉职能的特定方式,也是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规范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有力、有效途径。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量刑建议权的正确、有效行使,不仅将促使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提高司法裁判的稳定性,而且也将促使检察机关自身在行使公诉职权时提高办案质量,在检、法的相互制约中实现司法公正。量刑建议制度的建立与量刑建议权的履行,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提供了一个刑事审判中针对量刑活动博弈论辩的平台。     

论行政执行权利控制的必要性

行政执行权力是行政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执行国家决策的基本权利.行政执行权利不断扩张的内在必然性和自身的特性,使其可能危及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极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权利异化和权力腐败的滋生.对行政执行权利进行控制,有利于保证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体现人民民主专政,防止权力异化,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使行政权利能够正确行使和高效发挥,因此,对行政执行权利进行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国外青少年认知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启示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其认知行为的健康状况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此,本文对国外青少年认知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发现如下特征:治疗有效性的持续争论;整合模式的盛行;专业关系的重构;证据为本的实践为主;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起.了解国外研究的进展情况对于中国的青少年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以南通循证矫正为例

西方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从"权威实践"到"循证实践"的继替式演进,这为正在寻找科学性与合法性、谋求专业化与职业化的中国社会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本文首先检视了循证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与概念逻辑,然后基于一个南通循证矫正案例,探讨了循证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西方新兴实践模式之于中国情景的限度与价值。研究发现,循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推进,还是一个行政主导而非专业主导、形式循证而非实质循证、模式探索而非模式应用的过程,这是它的实践限度所在;而它的可能价值则在于调适或重构了专业与行政、服务与需求、实践与研究这三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