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的复归:当代中国权力交接制度的演化逻辑

权力交接是政治生活最聚焦的领域,其方式是否和平、规范和民主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制度指标。当代中国的权力交接方式,经过了指定制、推举制和选举制三个阶段的演进,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权力公共性的衍生、复归、实现和拓展。总结当代中国的权力交接历史,其中最宝贵的经验,就是要依靠民主法治,推动人民的自治和共治,这是政治公共性的外在表现和实现方式,亦是文明国家构建的必由之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向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因应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所带来的治理风险与考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民主决策、执行、监督等来达致结果的民主，追求富有草根性、实践性与真实性的闭环式民主实践形态，促进基层治理主体意涵转变、权力运行方式优化与治理模式创新。面向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必须以基层治理主体有效在场凝聚全民化共识、以民主决策制度化实现全链条治理、以治理资源长效供给促进全过程参与，并通过民主问责与绩效评估机制达到全流程响应，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新动能。     

断裂社会的危机防范机制——以表达、博弈、协商与共享为基点的合作主义宪政论纲

经济的改革、社会的转型、利益的分化、“发展综合症”和制度的缺失使得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断裂，损害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宪法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危机防范机制，是社会的安全阀门。在改革共识破裂的情势下，应该以宪法作为社会的根本共识，通过完善表达、博弈、协商等宪政机制为各阶级、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实现动态的社会和谐。     

走向共和:自治重心下移导向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原有的基于农业和农民的乡村治理机制已无法适应变迁中的基层社会,探索一种能够有效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政治条件。以自治重心下移为核心特征的乡村治理机制变革是适应乡村变迁诉求的有益探索,彰显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发展理念,也是对共和主义以人民的自治能力和获得感提升为圭臬的核心理念的重要实践,开辟了村民参与和社会自治的新空间。     

话语与权力秩序的构建——地方政府官员言论规制断想

官员＂雷人雷语＂的实质是权力秩序的紊乱以及人民作为主权者地位的缺失。官员言论的失范是权力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法律手段规制官员的言论,是限权政府的要求,是政治和行政伦理的需要,也是改善官民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因此,只有对官员言论的规制法定化,构建多层次问责机制和多元的民主监控机制,才能有效地改善官员话语及背后的权力秩序。     

论突发性公害危机中国家对公民的义务

从国家目的、政治秩序、人权及宪政理论的视角来看,在突发性公害危机中国家对公民负有尊重、保障和救济的宪法义务。为了确保国家行使其职责,履行其义务,要完善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强化多元监督机制,加强公民的权利观念和危机意识。     

人民自治:民主被遗忘的维度

自治是民主的重要内涵。确立和扩展人民自治的范围和机制是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降低治理成本,改善治理绩效,完善公民人格,弱化国家强制的重要途径。人民自治的有效实施,需要确立作为"主权者"人民之存在载体的公民之治理主体地位,完善自治权的法律保护机制,实行多层次、宽领域的自治形式,以多样化的制度措施予以保障,进而为形成一个"他治"不断弱化、自治与共治相得益彰的美好社会奠定制度根基。     

网络民主的宪政意蕴及其规制

网络民主构成一种新型有效的民主形式和手段,网络民主的宪政意蕴是保障、规范、约束、控制政治权力。网络民主的健康发展要得到保障,网络自由也要有适度的规制,良好的网络道德与此同时塑造和提升。     

中国宪政建构的合作主义制度图景

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宪政视阈下协商民主的制度建构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以平等、自由、独立、负责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乃至国家事务的讨论、沟通、协商与合作的制度过程和治理形式，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替代，两者功能上是互补的。协商民主对于宪政、法治、人权的实现都有重要价值。协商民主的形式非常多样，不限于政治协商，要通过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多元力量、完善制度，规范协商民主，为公民特别是利益相关者参与政治、法律与行政过程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