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出租车业政府管制政策的若干思考

随着出租车司机罢运、过劳死等事件频现报端,以及"新骆驼祥子"、"车份儿钱"等新词汇迅速传播,城市出租车已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焦点。这些新闻事件与新兴词汇所共同指向的,正是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有学者将国内许多城市的出租车管制政策概括为准入歧视、总量控制与租价管制三项,其中只允许企业而不允许个人获得经营权的准入歧视政策是其关键。这三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直接关系我国出租车行业的运行与发展状况。     

启动地方执行立法促进应急法治建设

作为我国公共应急法制体系中的“龙头性”法律，《突发事件应对法》已于2007年8月30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当年1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共应急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是实现我国公共应急法治的关键一步。     

行政机关借助市民力量取证,证据是否有效——"广州市民被拍违章状告公安局"案评析

赖先生于2004年3月5日收到一份交管部门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知因2003年底的一次违章而被罚款100元,处罚证据乃是另一市民孔某根据广州市公安局2003年7月发布的《关于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通告》所拍摄到的赖某违章的照片。赖先生认为,这等于由市民行使了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论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诉讼法》修订中的一个遗漏

原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曾经规定、但被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剔除的"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情形,并不是真正的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行政行为不成立之诉,指的是行政行为成立要件不完整但事实上又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发生了影响,由此产生争议所引起的诉讼。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地在实质上解决行政争议,此类案件应当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根据其特殊性规定具体的审理和裁判规则。但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进一步从"行政行为"扩大为"行政争议"。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经营自主权在我国的公法确认与保障——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经营自主权的权利观念和实践始于改革开放,经营自主权与改革、开放及三十年来的法制建设均密切关联,历经了从国家政策到私法再到公法确认与保障的过程.经营自主权的公法保障,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更暴露出诸多问题.对此,应以财产权利取代经营自主权作为公民经济权利保障的主流,有关公法制度本身也需进一步完善以适应经济权利保障的要求.     

在疫情中检验完善应急法律体系

疫情是一面镜子,是一次大考。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应该说,我国的公共应急法体系在这次疫情的检验中暴露出了不少短板,有的还是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完善。     

紧急征用 有原则 有限制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多地政府采取紧急征用的方式调配应急资源,但在解决应急需求的同时也暴露了该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紧急征用,也称应急征用,是指政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知识产权等暂时取得占有和使用的权利并在事后予以返还或给予补偿的行为。由于征用是对单位和个人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因此,应急状态下采取征用措施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突发事件应对中,常规储备的应急资源不敷使用、市场机制无法调节并且征购不成的情况下,政府才可以实施紧急征用。     

再攀新高:展望我国防灾减灾法制建设的未来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防灾减灾法制的关键在于制定一部防灾减灾领域的基本法,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一阶段一法"的灾害立法,同时完善和补充"一事一法",最终形成一个以防灾减灾基本法为中心,以"一阶段一法"为主要骨架,以"一事一法"为补充细化的完整的防灾减灾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