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举行省“两会”民族宗教界代表、委员茶话会

１月２６日晚的黄河迎宾馆礼堂，歌声笑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省“两会”民族宗教界代表、委员茶话会在这里举行。省“四大班子”领导与出席省人大九届五次会议、政协省八届五次会议的１００多位民族宗教界代表。委员欢聚一堂。 中共河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领导同志     

争抢高速公路执法权引发的信访案

案情简介 在陕西省的高速公路上,究竟谁有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权?是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高管局)及其下属的管理处,还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等级公路交警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 在2001年前,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扯不清、断不明的官司。高管局和交警支队都称自己拥有高速公路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权。于是乎,围绕高速公路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权     

森田疗法及其在强迫症治疗中的应用

文章对森田疗法的治疗原理、操作方法及在强迫症治疗中的应用做了初步谈讨。     

走近肖玉泉的战友们

一级英模肖玉泉的名字家喻户晓。当人们把目光投向肖玉泉生前工作、战斗过的集体———上海杨浦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先进辈出的光荣集体。多年来，它先后孕育出一批具有时代特征的先进典型。除肖玉泉外，还有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卢鹤鸣，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市劳动模范钱龙根，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沈谦……近日，笔者专程采访了这些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们。成批的“金点子”与“一句话承诺”那是１９９８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杨浦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政委卢鹤鸣（现任分局副政委）到二中队队部查勤…     

李宗仁归来幕后

李宗仁归来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当年此事曾轰动一时。“文革”开始后,随着《一只绣花鞋》手抄本小说的广为流传,有关李宗仁归来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因为这部小说把     

头脑要有“过滤器”

小陆是某大学文科三年级的班长，入党积极分子。他思想活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威信。可是在大三第二学期，同学们发现他变化很大，先是对班里的工作不那么热心了；后来出现缺课，还在同学中说一些消极的话，比如中国大学生前途暗淡呀，中国就是不如美国民主呀。     

证明标准与刑事政策

作为关涉治理的学问,法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哲学的绝妙搭档,毋宁说昨日主要是政治学的密友,今又与社会学颇有亲缘。左、周二君在本文,力图诠释作为刑事司法规则的证明标准及其变化之蕴涵,对此可谓心领意会,他们既未固执于本体论的玄宏叙事,亦不满足于“人权保障功能”的简体抒情,而是从司法权术这一向度来审视之,对于证明标准由绝对真实论向相对真实论(或曰经验性证明标准)的这一转向,就其之所以被现代社会合法化、有效化,进行了一次细致、缠绵的知识社会学意味的“解密”。他们认为,经验性证明标准本身作为一种可能性艺术和审慎的实践智慧,是不断追求社会控制的有效性的权力程序的政治回应,因此与多面向的刑事政策互为纠缠,并深陷于刑事网络双重化,即在犯罪/刑罚这一对范畴之外再加上危险性/安全措施这一对范畴的情境中。作者附带盘查了中国刑事司法的有关问题,比如强调客观真实、缺乏证据生成机制等,总体上而言缺乏对案件区分处理的平衡技术;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除了意识形态之苛求外,欠缺必要的社会技术条件也是主要原因,例如程序控制、有效组织的法纪社会等。     

刍议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兼评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19世纪初的法国空想主义者沙利·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被公认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他的空想学说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的形态,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他在<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宇宙统一论>以及<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等著作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罪恶,阐发了自己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并预言不公正不合理的现存制度必然被"和谐制度"所代替.     

漫画作品著作权保护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在日本,经过二战后漫画出租书屋时代,伴随着以连载漫画为主体的少年杂志、少女杂志发行量的增大,漫画文化得以发展起来。现在,有人气的漫画在杂志上发表后,不仅被印成书,发行量高达十万乃至数百万册以上,而且还被制作成动画片,在电视节目、电影剧场中放映,此外,市场上还销售印有漫画人物图案的玩具、学习用具、食品等角色商品,这一切均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随之,围绕漫画的法律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翻译了三村量一先生的文章,以期对我国著作权立法、司法有所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从现代化理论来看 ,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向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转化的历程。传统型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在程序理念、结构以及运作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显然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 ,正是这种认识上的误差 ,导致了改革目标的错位以及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据此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建立现代型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