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犯罪财产处置的难题、理念与进路

在黑恶势力犯罪中,应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和其他涉案财产混同,使得实践中出现程序参与度不高、司法公开不够等财产权保障缺位的难题。应通过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和"打早打小""打准打实"活动方针确定完善处置程序的基本方向,辩证对待"黑白难辨"的涉案财产,提高财产处置的正当程序保障。应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应为"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孳息""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财物"。要保障审前处置当事人的知情权、意见表达,全面收集证据,明确证明标准、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审查环节。     

移动设备电子搜查的制度挑战与程序规制——以英美法为比较对象

评估执法的正当需求和手机用户的合法权益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程序规制命题。移动设备搜查对警察权力的重要性和公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当将移动设备视为人们具有合理信赖的一个信息隐私空间。英国、美国的手机搜查规范上的域内不统一导致搜查实践的多样态、公民权利的保护缺陷。但其应对证据的移动电子化的基本思路——根据信息种类或其他变量进行立法,区别对待搜查条件——对中国相关搜查问题的解释和解决具有镜鉴意义。我国需要考虑确立获得搜查批准的原则,通过类型化规则给执法提供明确指导,并且明确搜查后的系列权利保障,进行电子搜查规则的适时调整与动态平衡。     

网络犯罪侦查取证的正当性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侦查的特点之一就是案件的线索和证据都具有虚拟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取证虽然只是网络犯罪侦查的一个环节,但其作用和涵盖的范围却涵摄侦查的整体过程。网络犯罪侦查取证对象的变迁,电子数据不确定性对手段和目的带来的新要求,以及网络线索扩线的特殊意义,导致了实践中任意性侦查行为与强制性侦查行为相互交融、案外第三人诉讼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为了回应网络犯罪取证程序的现实困境,应对网络犯罪取证行为进行动态规制,除了严格规制手段和目的外,还应注重程序入口方面比例原则和数据收集最小化原则的适用,以及取证行为的动态规制。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不同于一般损害赔偿旨在实现救济正义,惩罚性赔偿更侧重实现惩罚正义。在实现实体正义方面,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要法官基于权利保障的理念对私人自治理念的运用加以限制,法官在进行司法裁量时,应贯彻惩罚均衡原则,重点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在实现程序正义方面,基于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法官在审理惩罚性赔偿案件时,应当变通适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处分原则,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同时,在合议庭组成上,应适当限制依据常识作出判断的人民陪审员的数量。     

网上侦查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衡平

互联网所创造的无边界的虚拟空间催生着侦查信息化的发展，使侦查方式由传统趋于现代。侦查的核心是信息，而互联网恰能让各种与侦查相关的信息得到高效的管理和应用，进而提高办案效率。运用网络信息侦查破案已成为诸多国家刑事侦查的重要途径。然而，当网络监控、网络通缉、IP地址查找、网络侦查陷阱等一系列高科技的侦查手段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破能力时，公民的隐私权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网上侦查与公民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又必须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     

网上侦查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衡平

网上侦查由于可查信息量较大,因而有利于侦查部门做出快速反应;且易实现远程侦查协作,快速突破串并案,从而大幅度提高办案效益。因侦查主体事先的估计和掌握的情况往往是不充分的,因而网上侦查容易造成对犯罪嫌疑人乃至与犯罪完全不相干的人的个人信息的入侵,从而导致对隐私权的侵权。因此,网上侦查与公民隐私权保护之间应该寻求最佳的动态平衡点。为此,应明确网上侦查的正当化事由,增强网上侦查人员的隐私权保护观念,建立网上侦查的隐私权保护审查机制,完善网络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拓宽隐私权遭受侵害时的救济途径。     

中国减刑程序公平性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A市B法院减刑程序的运行实践(以1702份减刑裁定书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及针对减刑实务人员的深度访谈得到具体数据。2013年以前数据显示,因职务犯罪、金融类犯罪等被定罪的三类罪犯的减刑系数较大,即在较短的时间内能获得较长时间的减刑。该发现一定程度上符合当事人能力理论,即在法律程序中,那些有钱人或有权人由于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更容易在法律程序中胜出或占据优势。此外,减刑规范的模糊性和减刑程序的非公开性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减刑阿富贵"的实证现象。2014—2015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央司法政策、规则修订及地方试点的合力作用下,针对三类罪犯的减刑系数反而表现出陡然下降的趋势,且低于非三类罪犯的减刑系数。我国严格控制三类罪犯减刑的实践效果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当事人能力理论的普适性,也启发研究者进一步关注中国司法理性化的模式及其可持续性问题。而要走出运动式治理的框架,需寄希望于技术监测进路,而非资源配给进路或单纯的程序机制改良。     

试论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建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以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公民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高校管理法治化深受我国"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因此,司法实践中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瑕疵导致的纠纷层出不穷。文章将在分析我国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现状的基础上,以法治视野,引入正当程序原则探索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的重构,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增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依法治校进程。     

公司限制股权:为何正当,如何判断?

《公司法》多处规定为公司限制股权预留了自治空间。公司合同主义主张通过股东同意之合同机制判断公司限制股权的效力,但决议与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差异,公司限制股权场合呈现的利益冲突相对复杂。通过合同机制来保护受限股东,不仅忽略了决议与合同的差异,且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也不够精确。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公司可对股权这种公司治理与运行密切相关的权利进行限制。对于股东权益,则可以通过目的标准、手段标准及程序标准进行保护。     

五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完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也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域外行政复议制度各具本土特色,但也存在一些普适性规律。通过对德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有关行政复议体制、行政复议程序以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存在以下共通性规律:行政复议以公民权利救济作为重要目的,并逐渐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行政复议体制越来越强调复议机关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正性;行政复议程序应注重正当程序原则;行政复议裁决在大多数国家都可诉,但是采用自由选择模式还是复议前置模式,以及经过复议后的被告问题,需要考虑本土实际情况。我国《行政复议法》修改应当在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行政争议的特点以及高效化解行政争议的现实之需,对未来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和程序等问题做出有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