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研究

除名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制度价值包括维护公司资本的真实、惩罚股东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维护股东间的信任与公司秩序以及实现公司的个性化自治。股东除名的适用情形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界定,一是公司立法规定严重的瑕疵出资等公认的适用情形,二是公司章程关于除名事由的特别规定,三是将概括的"重大事由"作为有弹性的适用情形,留给司法的有弹性的适用。由于股东除名涉及公司多个利害关系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等多重利益关系的变动,因而需要建立严谨的除名程序与诉讼救济措施,以防止股东除名制度被滥用。     

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方式研究

印章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公章自古至今为实用而治,私章则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过程。我国古代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历经变化,但私章讫未成为公认的取信手段。西方国家在法律史上曾有盖印取信的制度,但当今通行的法定取信手段则是签名。我国现行法上的书面契约取信方式兼采签名和盖章。私章自身的内在局限及签名取信的多维优势,决定了签名取代私章的必然。自然人主体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统一于签名,是法律体系内部相协调的需要,并可以获得法律解释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浅析债权出资

债权出资的概念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之争,广义说更为全面因而受到更广泛的认可。债权出资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货币出资的缺陷。但是,债权出资亦有缺陷,容易带来出资风险。为此,需要做到健全与完善债权出资筛选机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和完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三点。     

突出源头治理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从严治检——朔州检察机关连续九年涉检零上访的主要做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朔州市两级检察机关采取突出源头治理、强化服务引导、注重办案质量、坚持从严治检等措施，积极主动地搞好涉检信访工作，取得了连续九年涉检上访为“零”的好成绩。朔州市检察院被高检院表彰为“处理涉检信访先进集体”，控申接待室被高检院授予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称号；怀仁县检察院、应县检察院的“全国文明接待室”创建工作通过了高检院的考核验收。其主要做法是：     

论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问题

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从表面上看价值追求迥异,公司自治追求自由和效率,国家干预追求秩序和公平。但两者并非不能协调一致,处理两者关系的关键在于寻找两者的平衡点。公司自治不排斥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应当适度。国家应当在保证公司自治的前提下,在公司自治失灵的领域运用立法、司法的手段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控,以保证在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小产权”房引发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思考

本文通过小产权房现象提出了集体组织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问题,主要探讨了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流转模式的设计,并对小产权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论公司行政解散权的存废

与域外公司法普遍倾向于不承认行政解散权相对比,我国立法将过多的“违法事由”均托付给行政机关一揽子解决的泛行政解散权的规定,属于“泛行政解散权”的制度设置,这主要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承继与强大的行政干预的路径依赖,需要反思与检讨.泛行政解散权的消解,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许可制度改革所必需.泛行政解散权的消解的主要方向是向公司自治、司法解散的回归,这并非是国家公权力的全面退出,而是要合理配置行政权与司法权,实现公司自治、行政监管与司法干预在公司解散事务上的和谐共生.     

网络约租车的准入制度研究

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共享"为理念的网络约租车对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国监管部门的态度经历了否定—中立—合法化的变化过程,但是,网络约租车准入制度的有效与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市场争议的焦点,并会随着网络约租车的合法运行而逐渐暴露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网络约租车是区别于传统出租车的一种创新,面对此种创新带来的市场需求,监管部门应遵循共享经济和网络技术的特点,制定有效且完备的准入制度,保障市场的秩序和安全,同时也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清末民事诉讼法的演进

八国联军侵华后,统治阶层意识到以旧有方式延续其统治成为不可能,遂推动例律的修订。此外,西方国家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一方面维护了本国国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使华人了解到文明国家的先进诉讼法制。英美日三国与清政府约定以修律换取其领事裁判权的废除,成为修律的直接动机。沈家本等修律大臣先后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两份草案各有特色,其中《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尤其特别,兼具英美国家的诉讼特点,而《民事诉讼律草案》则具有浓厚的日本民事诉讼法色彩。     

《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