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20条中“滥用股东权利”规定的理论与实践

由于缺乏控制权与退出机制,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极易受到控股股东的压迫。少数股东本可借助于《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获得总括性的救济。然而,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从"超越权利外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仅向少数股东提供极为有限的救济方式,《公司法》第20条未能发挥其兜底条款的功能。面对相近似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美国各州公司法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从权利的内部界限判断压迫或者权利滥用的构成;尽可能地向少数股东提供多样化的救济方式。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问题及美国公司法的当代发展,我国《公司法》及司法实践应当进行如下完善:1.以对合理预期标准与Wilkes案规则的中和为基础,从权利内部界限的角度理解权利滥用;2.借由法律解释或者修法向少数股东提供所有正当且合适的救济方式。     

委托调解主体创新研究——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2015年立案登记制度改革促使大量案件涌入法院,从而加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社会化的法院调解通过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相互协作能够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法律社会,其在效果上比法院调解更有优势。法院调解社会化是以调动多元社会控制方式为其价值取向,委托调解是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载体。因此,基于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我们需要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充分激活具有当地特色的乡土资源并培养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解纷队伍来实现法院调解社会化的价值。这不仅能赋予当事人更多的程序选择权、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高纠纷解决效率、化解当地案多人少的矛盾,还可以节省其司法资源、促进社会稳定。     

论网络消费的无因退货制度及其完善

自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以后,网络消费的无因退货制度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目前国内法律对其的规制尚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文章首先从法律规范层面和行业行规层面对我国现行的网络消费无因退货制度进行了总结.其次,在对域外相关立法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制度完善的方向.最后,从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利益平衡角度出发并结合域外各国的法律,对如何完善我国网络消费的无因退货制度提出了建议.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民法与商法的固有联系决定了商事立法在民法典编纂中的特殊地位，为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而编纂民法典的立法定位突显了商事立法的重大使命。民商合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民商分立也并不可取，民商立法体例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民法法典化与商法单行法并行的折中体例，此属真正本土化的中国创制。商法通则的制定不仅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还将使商法的中国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模式的两难选择、并与我国民商立法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格局高度契合。     

网络约租车的准入制度研究

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共享"为理念的网络约租车对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国监管部门的态度经历了否定—中立—合法化的变化过程,但是,网络约租车准入制度的有效与否,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是市场争议的焦点,并会随着网络约租车的合法运行而逐渐暴露更为深层次的问题。网络约租车是区别于传统出租车的一种创新,面对此种创新带来的市场需求,监管部门应遵循共享经济和网络技术的特点,制定有效且完备的准入制度,保障市场的秩序和安全,同时也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试论典权在保障房产权中的应用

我国的保障房制度是以实现社会保障为目的。与商品房不同,保障房不应随意上市交易,否则将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保障房制度设计初衷的丧失。目前,保障房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明晰。典权制度既可以让国家控制保障房的产权,又可以便利用房主体的使用和收益。典权与保障房的结合,不失为一种解决保障房产权问题的完美选择。     

商标通用名称化及相关侵权问题研究——以“金丝肉松饼”商标侵权纠纷案为考察对象

商标通用名称化会导致商标不再受到法律保护,具有正当理由。然而,正是基于商标通用名称化的这种法律后果,在商标司法实践中对涉案商标是否具有被通用名称化的特征,应当谨慎和从严,不能基于他人具有侵权性质的使用而使得侵权蔓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注册商标在相类似商品上被淡化和使用而认定注册商标专用权人的商标成为通用名称,从而不再受到法律保护。     

涉台婚姻中离婚后子女抚养权、探视权保障研究

正确处理涉台婚姻中离婚后子女抚养、探视问题不仅关涉两岸父母的利益,更关系到两岸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由于两岸分属于不同法域,与抚养、探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差异集中反映在法律术语的使用上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酌定上。在相关案件中,两岸共同面临诸如缺席判决率高、文书送达和调查取证难、儿童拐带问题严重等问题。在裁判文书的承认和执行、大陆配偶居留等多个领域,台湾地区均表现出歧视性态度。由于台湾地区歧视性政策的存在,大陆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并进一步诱发了儿童拐带问题。未来两岸应沿着强化司法互助和裁判文书的承认执行的路径来保障离婚后父母和子女的合法权益。台湾地区应尽早废除在大陆配偶居留、工作政策以及裁判文书承认和执行上的歧视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