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接受性的修辞表达——以逻辑视角为切入点

法律作为人类“定纷止争”的行动理由和理性实践应当具有可接受性,此种可接受性可部分通过其修辞属性即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得到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修辞学为法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推理和论证方法,更重要的是,修辞学为认识和理解法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维方式.[1]对法律修辞的可接受性可从逻辑、主体、语境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其中逻辑视角的分析意义不容忽视,这不仅因为逻辑特别是非形式逻辑构成着法律修辞的理论基础,而且这种非形式逻辑在修辞论证的前提选择及论证形式构建上本身就服膺于法律的可接受理论.     

被误读的“思想/表达二分法”——以法律修辞学为视角的考察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中一项极富特色的裁判规则,它关乎的是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而不关乎思想与表达在事实层面是否可分,学界对此的解读往往混淆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没能揭示其扮演的真正角色及所发挥的修辞功能。作为一项价值法则,"思想/表达二分法"无法向我们提供统一普适的裁判标准,它依赖法官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势自由裁量,正是法官的创造性努力,定纷止争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习惯法之为裁判文书积极修辞资源研究

在以排解纠纷为核心的司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冲突凸显。在认真厘清这些价值冲突并进行调和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司法裁判,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将社会矛盾化解到最低限度,司法才能达到和谐之佳境。本文以修辞学为视角、以习惯法为对象,探讨民族地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以习惯法为积极修辞资源照顾特殊"听众"的恰当的表达方式,真正实现"文以载道",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但法律修辞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理论基础,并不像它在西方社会复兴时那样坚实。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遏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     

试论中国传统司法裁判中的修辞意蕴及其演进

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的中国古代司法裁判文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的修辞意蕴,自唐代之后,体现在司法裁判文书中的修辞技巧并不仅仅是制判者体现自己文章水平的文体性修辞手法,而且也存在着以强化判词受众接受和自觉服从为目的的说理性修辞。而且自南宋以来,这种说理性的修辞手法更趋丰富,既有论证判决结论合法、合理的修辞技巧,又存在着实现教化与整合伦理规范为目标的修辞手法。     

巴拉克·奥巴马获胜演讲的文体分析

本文运用现代文体学理论和普通文体学的分析模式对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大选获胜演说进行了文体分析,具体从语音语调、词汇特征、句法特征以及修辞手段等方面探究其文体特征,意在探讨公众演讲的一般文体特征,进而培养公众演讲能力。     

黄石民间歌谣中的“比”

黄石民间歌谣的艺术手法多样。其大量运用比喻、比兴、对比、比拟等进行修辞,“比”是其构筑意象之美、情感之美、乡土之美的重要手段。其中,比喻、比兴特色明显。比喻的手法多样、喻体贴近生活、比喻生动形象、饱含情感。比兴除了起隐喻、象征作用外,还有定韵的作用。     

小议英语幽默中的修辞技巧

英语文章中的修辞技巧多种多样,尤其是英语幽默中的修辞技巧。主要有夸张、反语、仿拟、比喻和矛盾修辞等等一些。修辞格的运用使语言内容新颖独特,有效地增强了幽默效果。本文着重分析了这样一些幽默修辞技巧的效果,并加以例子说明。     

李国文《危楼记事》中的变异修辞

艺术性修辞习惯上分为常规性修辞和变异性修辞两大内容，李国文小说《危楼记事》中的变异修辞手法丰富多彩，主要包括聚合单位变异和矛盾表达变异等等。     

汉俄数字文化意义修辞手法对比及翻译方法

论述了汉俄数字文化意义共有的语用功能,并列举了数字在文学作品中与比喻、夸张、双关辞格结合运用所产生的修辞效果。进一步探讨汉俄语言中具有文化意义的数字的翻译原则及方法。在翻译具有文化意义的数字时,我们认为,应该遵循尽量保留、适当放弃、积极补偿源语文化信息的原则;按照这一翻译原则,文中介绍了两种翻译数字文化意义的方法：如意译法、直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