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析--以科技体制滞后为例

日本虽然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在全球的科技实力排名也仅次于美国,但日本的整体科技实力却比美国差了一大截,这是它缺乏发展后劲、迟迟难以走出衰退阴影的重要原因.日本在尖端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积累显然缺乏厚度,出现这一局面与日本的科技发展战略以及领导体制有密切关系.     

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

国家利益具有主体性 ,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确认、排序和战略设计。从中美国家安全利益的主体性来看 ,中美安全利益的根本定位具有相容性 ,安全合作的战略基础具有脆弱性 ,安全战略的外交依托具有排斥性。因此 ,中美两国应发展利益认同 ,巩固安全合作的基础 ,使战略互动制度化、机制化。     

俄罗斯与世贸组织

目前,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尚在世贸组织之外的大国。1995年俄成立常设工作组,专门与世贸有关部门和成员国进行谈判,但进展缓慢。2000年普京就任俄总统后,加大推动俄加入世贸的力度。“9·11”事件后,俄美关系和俄与西方关系大幅度改善,俄加入世贸进程出现积极迹象,但在谈判桌前,西方国家没有做出对加速谈判进程有重大意义的实质性让步。俄与世贸组织谈判分为四个基本问题,即商品市场准入,服务市场准入,农业问题,法律制度问题。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俄国内存在很大争议,形成了速入派和缓入派两大主张。在速入派和缓入派两大利益集团的对立中,随着俄与世贸组织谈判进入了越来越困难和关键的阶段,缓入派的主张渐渐占了上风。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

美国从冷战时期开始就逐渐发展起一套危机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式.中美危机管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在中美危机管理中既运用其一般意义的危机管理理论和机制,也有一些独特的指导思想和方式.这些对中美危机控制的实践有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危机管理经验,并开始建立某些危机管理机制.由于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不同,中美两国现有危机管理机制差异较大,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与适应.影响中美危机管理的主要因素包括实力对比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危机的结构、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因素、盟国和盟友关系、文化和价值观念等.     

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及战略选择新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的安全威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冲突和战争的类型发生变化,而且其动因也有了变化。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已经不再是某一现实或潜在的国家,套用冷战思维就会错判。更重要的是,在看待和应对威胁上应当具有符合新的时代条件的思考。     

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的逻辑:博弈分析的视角

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系自杀行为与袭击行为是同一行为的恐怖主义行为,将其与自杀性恐怖主义进行概念区分,对其行为特征与互动机制展开博弈分析,有助于揭示其行为逻辑与过程逻辑,提出更有效的治理政策建议。通过信号传递、俱乐部模型、"烈士"市场等博弈模型,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借助信号传递、禁忌与献祭、外包、负责声明、筛选与过滤等一系列行为和机制,恐怖组织使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成为一项理性的策略选择和有效的"弱者的武器",并能通过原教旨主义极端化和发动全球"圣战"来对抗国际反恐打击。因此,加强国际反恐情报交流与合作、帮助治理失败国家提升公共物品供应能力、切断"烈士"市场赖以运行的条件和环节等措施便成为可行的治理政策选择。合理借鉴博弈分析的思路、方法和成果,展开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恐怖主义研究与治理能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为"一带一路"战略和西进战略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日本在中国高铁海外输出进程中的影响

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海外输出战略,计划建成以中国为起点,贯穿欧亚大陆,串联东南亚的三条跨国高铁走廊。随后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高铁输出提供了新的契机。由于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高铁输出也被日本政府视为实施"经济成长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日双边关系陷入"政冷经冷"的局面,日本对中国高铁海外输出持以竞争立场。日本针对中国高铁海外输出采取了种种具体的竞争措施,从而导致中国高铁的"出海"征程荆棘满布,纵有所得却也难言全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日本都将对中国高铁的海外输出的进展构成严峻的考验,因此中国在推进高铁输出的进程中,既要准确把握日方所扮演的角色,也要妥善应对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和竞争。     

中亚跨境水资源:发展困境与治理挑战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原有的水管理制度难以为继,中亚跨境水资源合作也停滞不前,造成的结果是,中亚跨境水资源治理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水资源的利用、分配引发地区水政治的激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国加强对本国水资源利益的控制或放大自身对水资源利益的诉求。以多边国际开发机构为主的西方治理机制希望构建一种"去中心化"、赋权水使用者的治理模式来弱化当地矛盾,但因与当地的政治社会文化难以契合而效果不彰。"丝路经济带"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一种基于本地特色的制度化解决路径的可能。基于跨境水资源的经济合作,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制约中亚国家间接触的传统隔阂,从而使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迎接在各领域的合作。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21世纪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三重维度

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拓展政党外交新局面,使之呈现出繁荣发展之景象,展示了独特的发展魅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体现出三重维度,即政党外交的实践性、政党外交的机制化和政党外交的趋向性。政党外交的实践性是以政党治理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以党际关系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以政党外交引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政党外交的机制化是以机制建设推动政党外交的发展。政党外交的趋向性,即政党外交将实现方式与内容的创新;不断扩展政党外交的数量,提升其质量发展;与政府外交密切配合,做好"排头兵",服务于我国总体外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