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政府对安哥拉政策评析

基于安哥拉在美国新遏制战略中的突出地位,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安哥拉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里根政府先是向安哥拉政府施加各种压力,采取"打拉兼施、以打为主"的两手政策,继而推行"里根主义",企图强行改变安哥拉的现状.在美国预期目标未果的情形下,里根政府转而更加关注安哥拉政府的要求,积极推进解决南部非洲和平问题.里根政府对安哥拉政策的嬗变,是由里根政府的全球战略所决定的.美国对安哥拉政局的干涉行为,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极端自私本质.     

基辛格的谈判艺术

基辛格堪称上世纪的谈判大师。据说，有一次，基辛格主动为一位穷老农的儿子做媒，想试试自己的折中之技。他对老农说：“我已经为你物色了一位最好的儿媳。”老农回答说：“我从来不干涉我儿子的事。”基辛格说：“可这姑娘是罗斯切尔德伯爵的女儿（罗斯切尔德是欧洲最有名望的银行家）。”     

试析人道主义干涉的两难困境

由联合国授权的合法的人道主义干涉,反映了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和追求,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然而,人道主义干涉问题,必然涉及到维护国家主权与尊重人权的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主权和道德人权理论上实际是存在着矛盾的,如何正确分析人道主义干涉在现实中的合理性及不合理的种种因素,尤其是对某些大国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幌子,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做法,确实值得国际社会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武力攻击”的法律定性

“武力攻击”是已发生的或迫近的武力攻击 ,其定性是以对使用武力、侵略和干涉的法律禁止为参照的。“武力攻击”是最严重的非法使用武力形式 ,是武装的侵略或武装的干涉。一国对另一国的反政府武装或以他国为目标的恐怖主义组织只有在各个方面行使了实际控制或实际卷入他们的活动 ,这类非国家行为者的最严重武力行为才能在法律上归于干涉或支持国家或一国事实上的政府的“武力攻击”。“武力攻击”的概念不包括不甚严重的使用武力形式、政治与经济侵略或强制、干涉或支持国家或一国事实上的政府对非国家行为者仅仅提供武器、后勤、庇护或其他形式的支持。仅仅威胁或潜在的危险更不是“武力攻击”的固有意义。先发制人或预期性自卫不符合自卫法。     

论行政权力干涉的"不伤害"限度

"不伤害"原则为行政权力确立了"有限--有为"的合理性限度.把政府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行政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表述为"不伤害"(Do no harm)原则,一方面对行政权力给予道德限定.既保证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不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承担起政府建设性的公共职能.密尔的不伤害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定行政权力的合理性限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国政府对西班牙内战政策探析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与德国、意大利积极援助佛朗哥叛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法国对内战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由于当时法国缺乏独立的政策,英国对内战的政策的影响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各自对国际形势及本国根本利益的判断,英国的外交政策与佛朗哥的外交目标之间形成了结合点。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不仅与德、意的干涉政策一起直接促成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垮台,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间接地对苏德谈判的成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

台湾问题之所以自1948年开始成为杜鲁门政府密切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个为已有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军方认为台湾的去向会对美国此时开始制定的未来美苏大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但美国军方在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时存在极大的认知问题,导致其一直不能清晰回答美国是否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出发对台湾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这一重要问题,从而令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美苏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惧而作出了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但这一直接军事干涉行动因为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引发巨大的国际争议,并成为威胁亚太安全的真正根源。     

1921年3月:为了工农的利益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持续了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3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使苏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20年,苏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让列宁下决心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让千疮百孔的国家重获生机。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3天后,全俄中央执委会一致通过了相应法令。     

从强权入侵到多元善治——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现存框架与演进方向

对于武力干涉问题,国际法在当代的国际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蕴藏着变革的契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做法以及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反应表明,《联合国宪章》有关使用武力的规定虽然在名义上具有约束力,但实际上未被严格遵守,国际实践正在向确立新的武力干涉的程序与实体规范演进。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单边干涉的合法化,避免霸权体制强权入侵模式的延续,坚持以人道主义、多边主义为武力干涉的核心条件,形成多元善治的格局。就中国而言,应当充分利用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防止武力干涉领域的国际法出现暴力化的倾向,引导和塑造武力干涉领域国际法的健康发展。     

联合国宪章、保护的责任与叙利亚问题

中国在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提案表决时投否决票,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为了避免又一个阿拉伯国家成为干涉主义战争的牺牲品.《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安理会在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权力,而“保护的责任”因其宽泛的理论解释空间而极易被滥用,冷战后西方国家发动的几次干涉主义战争的后果都背离了“保护的责任”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