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的技术资本侵蚀问题论析

资本侵蚀是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历史性问题。进入数字化时代，这一问题又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技术资本侵蚀表现得尤为突出。出现这一状况既是传统政府资本侵蚀问题的延续，更是因为现代数字政府与技术资本之间产生了新的契合点。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的侵蚀经过了由浅入深的历程：从技术层面的信息控制和技术内嵌，到权力层面的权力依赖和权威迁移。这一侵蚀行为容易导致数字政府结构异化、履职受限、行为效率下降、数字能力弱化等问题。针对此现象，在优化数字政府内部的监管方案与协作机制的同时，要强化数字政府的服务本位和掌舵意识，提高数字政府的信息运用能力和对话沟通能力，建立健全各级数字政府的数字能力评估体系，循序渐进地稀释和化解这类资本侵蚀带来的不良反应。     

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清晰的责任承担机制则是发挥政企合作优势与化解合作风险的关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法律工具多元与利益多元的冲突,进而出现外部责任推诿与内部责任模糊的突出困境。回归责任关系本身,国家担保理论可为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提供外部形式责任承担的合理范式;密切性和控制性标准确立的事先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划定的事后损害责任,则为内部实质责任的承担开辟有效渠道。在实现路径上,数字政府建设应当明晰政企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整体政府理念下内外责任的承担机制,促进政企合作的高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     

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保证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公私协力的表现,是担保国家理论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化。透过担保国家理论、公私协力背景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行政法属性,政府保证责任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转型,有其宪法渊源与民事责任阙如的现实需求。基于保障社会公众以合理的价格持续、均等地获得质高价优的公共服务之目的,政府保证责任可以类型化为监督责任、管制责任、接管责任,其内容体现为保证有限竞争、质量与价格供给、持续与均等供给以及公共服务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可以通过行政规制、契约治理及信用监管等措施,促进政府保证责任的最终实现。     

环境治理犯难? 这份文件出实招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文件提出的举措,以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为目标,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可以说颇具亮点。     

准确把握形势机遇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自治区党委十二届八次、九次全会提出“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扶持发展文化体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行政协议的识别与边界

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生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法官倾向于通过"行政职责"要素对行政协议的边界进行扩张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法官则倾向于基于"行政职权"要素对其边界进行缩限解释。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乃根植于我国宪法中"保障公共利益"与"尊重私人权益"两者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化解双方的分歧,需要引入"比例原则",即只有当行政职责足够重要时行政主体才可适用行政协议制度,若通过民事合同便能确保行政职责的实现,则显然不必认定行政协议;与此同时,为了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民事庭法官亦需要尊重法定的"有名行政协议"之范围,为诉讼当事人提供相对确定的管辖指引。     

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央地关系经历了重大调整,一系列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必须完善央地关系,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事务上的权责关系.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日常生活的文化属性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从文化视角来看,每种政府模式都是特定文化模式的隐喻,政府模式的嬗变可被视为政府文化结构的变迁,因而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是政府文化轴心从唯理性主义向价值理性位移的过程。社会分化之后,日常生活领域代表着一种在形式上开放多元的以价值理性为轴心的文化模式。服务型政府作为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是在对管理型政府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建构的,故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言,日常生活既是解构管理型政府的文化力量,又是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文化支柱。     

地方政府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研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整合政治权威、实质权威、规则权威与传统权威,把政治、行政、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汇聚于工作小组,创造性地将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权威来源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从而实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土地整备的目标。研究基于权威支配与策略选择建构的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般模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呈现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